學達書庫 > 傳記·回憶錄 > 滄桑九十年 | 上頁 下頁
五一


  當時在西藏地方享有特權的有兩個國家,一是尼泊爾,每年噶廈要進貢它五萬盧比,尼泊爾在西藏各地派有常駐代表,享受外交待遇且經常干涉藏內事務,尼泊爾在西藏的僑民享有治外法權,犯了罪,藏官、噶廈不能處理,尼商享有種種特權如免稅、貨物不受檢查等等。這些特權當然應該取消。但這些特權,尼泊爾已享有近百年,是清朝咸豐年間由駐藏大臣主持訂約的,而且尼泊爾既不是帝國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大國。它與西藏接壤,中厄兩國及尼藏人民之間都有著悠久的歷史關係,」新中國要爭取和尼泊爾友好。因此對它在西藏地方享有特權的處理,就不同內地一紙宣言廢除就可了事。英印政府在西藏享有更多特權,在亞東、江孜派駐軍隊,設立軍營倉庫、享有郵政、電報及驛站等特殊設施,英國在亞東、江孜、噶大克派有比領事職權還大的商務代表,並在拉薩派駐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員,印度商人享有同尼商一樣的種種特權。英國是侵略中國包括中國西藏地方的帝國主義,它享有的特權自然可以宣佈廢除。

  但1947年印度從英國殖民主義統治下獨立了,印度與英國訂約要繼承英帝國主義的一切權益包括在中國西藏地方的特權。印度是從殖民地成為民族主義獨立國家的,又是亞洲新興的一個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對印度這樣的國家是要友好,爭取它共同反帝、反殖、反對戰爭、爭取世界和平的國家,所以對它在西藏享有的特權也不能同內地一樣簡單地宣佈取消。還有一點與內地各省市的外事工作不同,內地各省市不直接同外國交往、發生關係。但西藏地方就必須同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交往,不只是歷史的原因,也是當時西藏地方形勢的需要。

  我在外交部接受去西藏執行中央統一對外的任務後,就從外交部有關各司及中央有關各部初步瞭解到西藏外事工作的特殊性,當時把我們去藏的任務定為三點:一、收回外交權;二、取消外國特權;三、建立與鄰國正常的關係。但是採用什麼方式及具體作法以完成上述任務,心中是沒有數的,只有到了西藏在西藏工委領導下,將實際情況瞭解清楚,並提出我們的意見,報告外交部,聽候中央及外交部的指示。

  3.進藏途中

  1951年昌都戰役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央人民政府即派代表張經武先由印度進入亞東,與十四世達賴喇嘛會晤,接著由昌都的18軍組成先遣隊前往拉薩。18軍軍長張國華率領正式人藏幹部和部分部隊跟著進軍西藏。由於自四川進藏,不但路途遙遠,全是橫斷山脈,有金沙江、怒江等大江隔絕,沿途雪山阻隔,高原氣候特殊,居民甚少,進入藏區後沿途治安並不安寧,加之語言不通、漢藏兩族風俗習慣不同,多年來的隔閡還存在。在此種情況下,我們外事處(當時對內稱外事處,對外未宣佈)十幾人單獨進藏是困難的,西南軍政委員會要我們略事集訓後,立即趕去西康與張國華會合,隨軍一同進藏。

  當時所有進藏人員都要學習,學習黨的宗教政策和民族團結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風俗習慣。再就是要樹立吃大苦耐大勞的精神,要求進藏人員要學習當年紅軍長征在艱苦條件下爬雪山、過草地的精神,還要樹立長期建藏的思想。

  我們一行人到了成都與18軍留守處聯繫後,知道張國華軍長已去昌都,即將由那裡出發去拉薩,要我們趕快去昌都與他一同進藏。當時公路剛修到甘孜,我們急急忙忙乘車到了甘孜,就準備要步行進藏。

  在甘孜我們看了許多藏族的(西康的藏族)風俗習慣。最使我們難忘的是天葬。所謂天葬就是人死了,將屍體拿去喂鷲鷹。天葬地點在一山頂上,四周插有經幡,我們只能站在幾十米遠的地方觀看,到時山上燒一種有氣味的燃料,人們把屍體抬來放下,全屍裸體,喇嘛開始擊樂器念經,這時四周山上已站滿了灰黃色大如小牛的鷲鷹,只等喇嘛念經一完,用刀割下一塊人肉拋起後,群鷹馬上飛撲而下,用嘴啄食屍體,鷹多嘴多一下竟把屍體抬起來了撕吃、人肉被吃完後,喇嘛還將骨頭砸碎供鷹搶吃,不一會,一個人的屍體就全被鷲鷹吃光了,這就叫天葬。我們看著膽戰心驚,回來後,許多同志嘔吐,吃不下飯,我也很噁心。據藏民說這是很自然的,人從哪裡來就回哪裡去,他已上天去了,祝他來生好運。

  我與甘孜駐軍聯繫好,積極準備步行去昌都的一切需用物品。這時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要儘快去昌都與張國華匯合進拉薩。

  我們趕到公路終點甘孜海子山,然後雇傭藏族犛牛馱運行李用具,步行向昌都前進。從甘孜起我們隨著藏民的犛牛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昌都,接受了在康藏行軍的考驗,也把我們這些大半初出校門的學生鍛煉出來了。我們在1951年9月下旬達到昌都。但是張國華軍長率領的部隊已離開昌都走了,我們不能與他們一道同行,只有單獨進藏了。

  那時在藏族旅行有句諺語,叫做「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臘學狗爬」,我們加上軍區情報處共約20餘人的小分隊,不得不在「學狗爬」之前趕到拉薩。我們經過類鳥齊、丁青、巴達松多、雅岸多、索宗、下曲卡、那曲(黑河)、窮多,行程近二千公里,耗時兩個多月,於1951年11月27日到達了拉薩。經過長途跋涉,我們這二十餘人已是蓬首垢面、衣衫襤褸、形容憔悴,每人拿一根手杖,為了怕穿過大街被藏民瞧見說是「叫花子解放軍」,只得選擇僻靜小道前往西藏工委為我們安排的住處。我們外事處同軍區情報處兩個單位一共進藏的二十餘人,除兩位同志因病留在甘孜及崗拖外,其餘無論男女老少、病號所有同志都經受了長途翻越雪山草地行軍的考驗,戰勝了困難,完成了進軍西藏的任務。

  沿途所見到的藏區真實情況,至今印象很深。從甘孜海子山到昌都沿途雇犛牛,這些犛牛為我馱運行李是每天一頭牛支付兩塊銀元(袁大頭)的代價的。但雇犛牛要通過土司頭人,他們是以支差方式派藏民用犛牛支差的,既為支差,每頭牛的雇金就歸土司頭人所得,藏民還得賠上自己的糧食及牛的飼料。

  我們在幾個月的行軍中,經過了牧區和農業區,看見並訪問了一些牧主頭人、土司、貴族和牧奴、農奴。我在大學讀書時,讀過歐洲中世紀的有關書籍,那些作品包括小說描繪中世紀莊園制度,呈現一幅田園風光、貴族的碉堡式住宅富麗堂皇,似乎人間樂園。但我們在進藏途中,見一些貴族的莊園和藏民住的情況,給我們一種天堂地獄的印象。每到一處莊園,貴族的住地是藏族式的堡壘,高大雄壯、氣象森嚴,院內有西藏特產的猛犬,非經主人招呼不敢進門。而每個碉堡附近,盡是低矮簡陋、草篷短牆的農奴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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