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6)_楊公素

六

　　他們就如此在沙市私自（背著父母）開了個碾米廠，由大哥管理機器生產，二哥負責經營掌舵，他們這個廠，取名為正明。這在當時沙市還是第一家，過去食米都是用人工春磨的，這種機器碾米質量好，價格合理，馬上就被人們接受，走上市場了。他們這個碾米廠在沙市立了腳，站穩市場，在我們家和巫溪縣也立了腳，使縣裡一些在外讀書的青年主要是夔府中學及個別在重慶讀書的學生羡慕。我們家躲棒老二在劉家坪、兩河口住不下去時，沙市自然是一個遷居的地方。但當時我父母似乎不願意去沙市，他在巫山買了房子，後來又在巫溪縣城裡買了房子，把劉家坪那個家搬進城，不在鄉下住了。叫大二哥把他們的老婆搬往沙市自己去過。第一步是二哥來巫山接走他的妻子。我那時十三四歲，正是少年時代，父親叫二哥帶我去沙市，讀書或者學生意由大哥、二哥決定。我自己卻是朦朦朧朧的跟著來到沙市，這個在我眼光裡的大城市，卻不知自己的前途將如何安排。

　　大二哥在沙市這個廠我還要多說幾句。碾米廠生意不錯，過了幾年大約在30年代初擴大了，改成麵粉廠，還是叫正明。麵粉廠比小小碾米廠規模大得多，資金也多了，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因我一直在讀書根本管不上廠裡的事，雖然廠內的員工都叫我四老闆，我是家中的老四。這個廠在沙市開下去，發生過幾件大事。30年代國民政府向美棉麥貨貸，美國麥子進來，又好又便宜，一下就把正明廠搞垮了，因為廠裡收購的大量本地麥又貴質量又差，虧了大本，廠看來開不下去了，於是向上海銀行借款。上海的銀行資本家比沙市的小廠家門檻精，辦法也多，於是由他們派人來監督，工廠維持了，後來逐漸恢復，工廠辦得有起色。但是足足為上海銀行幹了四年多，就是說這四年多賺的錢都被銀行拿走了。

　　一直到「七·七」事變後，正明廠才搬離沙市去西安寶雞。勝利後又回到沙市，二哥儼然是個資本家，在沙市商會中是個人物了。這其中同沙市各方面發生過許多糾紛，我一點不知道。另一件就是大二哥他們兩人鬧矛盾，大哥佘燕昌管機械，是辛苦的，但他管不了廠。廠裡大小事務由二哥管，銀錢帳目在他手中，廠內事務大到招股東，廠外同地方上商界來往，應酬、打官司、處理糾紛，小到收麥子、倉庫用人、花錢等都由二哥經手負責，他漸漸比較專斷，處理事件把大哥甩開。大二嫂都來沙市後，自然是兩個家，二嫂能幹也厲害，事事占強，她們兩人的矛盾也引起了大二哥間的矛盾。我後來去蘇州讀書，每年只在假期回沙市，常常聽到大嫂的訴苦，後來她死了，大哥居然在蘇州鄉下買了兩個女孩子說是當丫頭，而且搬到荊州城裡去住了，後來同其中一個女孩結婚，弄得名聲很不好。他們之間究竟鬧了多少糾紛，我一點不知道，也絲毫不去過問。

　　記得在三十年代初，我已在大學讀書，一年寒假我回到沙市，恰巧父母也在，大二哥在父母房裡吵了幾夜，我根本不去聽，也不打聽，後來據說在父母面前分了家，他們兩人占的份額我不知道，當然二哥占的要多。四川巫溪縣那一攤，主要是田地似乎也分了，我們家在巫溪有多少田地、房產我不知道，聽說雖然分了，但交給我三哥佘貽棟管理，因為只有他一人在四川。二哥會經營，他除搞麵粉廠外，自己另外做生意，賺了不少錢。大哥就靠在廠裡的一份，除管機器外，搞新玩意如無線電、收音機等，他的境遇就不及二哥。我仍在讀書上學，由二哥負責上學費用，好像我分得一份家當由他保管。這些都是後來聽說的，當時我一點也不想去打聽。

　　還有一件事，是母親同我談的。她老人家很自歉似地對我說，她給我訂的一門親事，就是她娘家的侄女，生病醫不好死了。她問我有什麼打算，是不是再自己找一個，「你這樣大了，又在讀洋學堂，該你自己找了」。她老人家很擔心我的婚事。我說：「媽，自己不能自立，沒有本事就不能成家，你看大二嫂她們是怎樣過的，我還能有一個媳婦在這個家裡受氣嗎？」媽聽了很同情，只歎氣，流眼淚。這是我媽最後一次同我談話，我永遠都記得。

　　抗日戰爭勝利後，大二哥及其全家又回到沙市，廠又開工，生意又做起來。二哥想在政治上找靠山，沒有參加國民黨卻參加了青年党。大哥依然過他的逍遙舒適生活。解放戰爭，大二哥並未站在國民黨一邊，因為那時他們已知道我是共產黨，他們的上大學的子女都反對國民黨，同情共產黨，有的已參加黨的地下工作，在學校裡活動，他們都知道我（叫我四爸）在共產黨、解放軍區域內工作。據他們後來對我說，好像共產黨有股磁力把他們吸引住了。這樣在沙市解放戰爭中他們站在解放軍一邊。解放初期，黨的政策是發展工商業，正明廠仍然存在，大半做的是政府加工訂貨生意，但還是有錢可賺。

　　記得在1950年大西南解放後，外交部派我去重慶在西南局領導下負責外事工作，我帶了幾個幹部去重慶組建西南外事處。那時是由武漢乘輪船去四川，船到沙市停泊一夜，當時還不能夜航，我上岸去二哥家看望，受到了他們全家大小的歡迎，非留我吃飯不可，飯後二哥陪我上船，在沙市大街上走走，各大商店去看看，他很高興、殷勤地向我介紹各大商店情況。雖然是夜間匆匆一過，我覺得沙市比我當時讀書時要繁華多了。這是我同二哥最後一次會面。後來我去西藏工作了，同沙市方面斷絕了往來。

　　在50年代，大約是1955年前後，我來北京開外事會議，居然在我大哥女兒佘名華（她在《中國青年》雜誌社工作）家遇見了二嫂顏姐，才知道二哥在公私合營後，受不了職工們的輕視，他投江自殺死了。也可能還有其他原因，比如要他交待與青年党的關係等。他是個個性很強、頂要面子的民族資本家，有能力，會經營，但自信自尊心太強，最後走向絕路。因為他的事影響了他的小女兒入黨問題。大女兒和兒子早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學校裡，參軍時已入了黨。直到80年代他的問題才平了反，結論他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愛國的民族資本家。二嫂活到九十來歲才去世。

　　1950年我去重慶乘船過萬縣，在萬縣停泊一夜。大哥佘燕昌正在萬縣為正明廠收購麥、棉（好像他們又在合夥經營紗廠），我上岸去看了他。他自然高興得很，他還帶一個摩登女郎同住，只介紹她的名字沒有說什麼關係，馬上包了一桌酒席，請了他在萬縣生意的朋友，為我大擺歡迎宴會，我對這套很反感。

　　1962年後，我調回北京外交部工作，他忽然來信說他在各地旅遊，要來北京看我。我那時還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愛人生病在天津療養，身邊只有小瑜在芳草地小學讀書。我同意他來，於是在1963年秋天他來北京同我見過一面。這時弟兄見面，共同語言不多，他簡單地告訴我在上海住家，沒有講他的生活情形，實際他是在當二房東，後來公私合營，房子歸公，他大概拿點補貼過活。住了幾天走了，後來聽說他被判為壞分子，去安徽一個農場改造，後病死在那裡，結束了他的一生。

　　我在沙市學習了三年多，同開正明廠的大二哥的關係，僅是如此。我要感謝他們的是並沒有強迫我去錢莊當學徒，同意我、支助我讀書，直到研究院畢業，當然還有我自己的堅持，更重要的是父母替我留了一筆錢由二哥代管供我上學。沒有這點，恐怕我不能讀完大學。

　　我一直不管廠裡的事，實際我也管不了，更不願去插手。所以我同正明廠沒有什麼關係。只有一次，就是在過年時要寫幅對聯，我找到國文老師，他說出一幅好對聯：

　　正其名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這副對聯受到大二哥及全廠職員大大歡迎，我也自行得意，認為我為正明廠做了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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