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85)_學達書庫

八五

　　我小學和中學大都在香港讀書。初到香港時，我並不會說「香港話」，費了一段時間才慢慢地聽懂老師的課，還好小孩學方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強，不多久我就可以說很流利的「香港話」了。我在香港做了七八年的學生，但我並不喜歡香港。珍珠港事變後，逃難到抗戰的大後方讀書，生活比在香港苦多了，但我們卻不以為苦，因為那片土地、那片青天是屬我們自己的，那是我們的中國！早上升國旗、唱國歌、背讀總理遺囑……這一切，使我覺得有一個國家讓我愛是一件多麼驕傲的事。在香港，我就沒有這種歸屬感。在電影院裡，觀眾都得起立聽英國國歌奏畢後才可坐下。我幼小心靈中常有一個問號：英國除了在鴉片戰爭中掠奪了無數的中國土地和民權之外，替中國人做了什麼？

　　亞洲的「四小龍」都有人滿之患，據說已有許多香港人移民，可是到底走了多少人？或許走了又回來，真的到外地作寓公的並不太多。大家一方面擔憂1997年之後香港的前途，一方面又心存觀望。中國為了實行經濟開放政策，和香港的關係日漸密切，同時也儘量爭取臺灣的投資，除了經濟特區受到特別照顧之外，現在又設立了免稅區，以招撩外國資金並藉此引進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基礎設備。但外國人深怕的是資金投進去後卻受到中方的控制，及各級官員的刁難，這些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新問題，將是大陸經濟發展的隱憂。1997年之後，中國的角色扮演是大家關注的焦點，中國應努力于安撫民心以及做好公關，而且要言行一致，否則恐怕很難贏得香港人的信任。倒是香港人現在對所謂的民族與國家已有了更多的體認，也漸漸熱衷參與香港的政治與選舉，這應是好事一樁。

　　香港也是政治流浪漢和革命運動者的避風港，像抗日戰爭時，就曾使許多地下工作者有了發揮力量的空間。50年代，親國民黨、親共產黨的派系更是在這裡各顯神通。

　　寫到此處，讓我想到抗戰時期做視中國西南的龍雲。他是雲南省主席，因為一隻眼睛看不清楚，大家就喊他獨眼龍。

　　先夫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後來改為美國十四航空隊）即以雲南昆明為總部。他和龍雲建立了交情，十年如一日。

　　英國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中，香港算是她首屈一指的金庫。其他如印度、馬來西亞、南非、緬甸等地都已在第二次大戰後紛紛獨立。香港地位特殊，在經濟與金融的運作中，有人把它比喻為亞洲的瑞士。我想瑞士在歐洲雖然是國際銀行的大本營，但其複雜的國際關係，近10年來已有漸走下坡的趨勢。

　　1949年開始，香港來了不少大陸人，香港人稱之為「外江佬」，尤以上海人數目最多。上海人做生意比香港人精明，於是廣東幫和上海幫曾經互相拼鬥過一陣子，但久而久之，也就和平共存，大家一起做買賣了。大陸出來的人當初都是暫時性的，但香港居大不易，所以有些人又往回跑。

　　「移民」是香港人、臺灣人最流行的話題，無論在任何場合都談論。多次在香港友人的晚宴上，大家高談闊論的無非是，誰已拿到美國綠卡、哪家人已在加拿大買了房子、某某人是空中飛人……有些人還自豪地說在哪兒已存了多少美鈔、在哪個城市也投資做生意……以證明自己如何有辦法，但他們可曾想到，一旁服務的侍應生他們的心中有何感受？他們到哪兒去？

　　【中國人多讀、多說、多寫的時候】

　　國共分家之後，40年來兩岸都出了不少有名英雄，也有更多無名英雄。這些人都為一個目標而奉獻、而犧牲小我，可惜中國人沒有寫自傳的習慣，而且也不鼓勵當事人去寫傳記，這是中國近代史的缺憾，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大損失。

　　他們心目中的依歸除了急功近利之外，還有什麼靈感？我們沒有把前人的功過、奉獻以及是是非非坦白地告訴他們，再過些年月，中國近代的史記可能會失傳，或是讓外國人去寫？更可惜的是，近50年來，許多仁人志士確實有可圈可點的偉績值得作為中國青年的模範。最近我常見年輕人手握一卷孫運智先生的自傳，孫先生本來很謙虛，不肯寫自己奮鬥的70年，但我們說服了他。

　　1989年4月7日我結束了在臺北一周的訪問，公事辦完後，準備搭乘當日下午華航班機回美國。但在離臺北前我還得去看望一位多年老友，那就是孫運智先生。

　　1985年冬天，當孫先生從榮總醫院病房搬到外面去繼續接受護理時我去看他，當然那時友好只希望他能早日康復，其他事都不多計較。不久他情況好轉，但心情很脆弱，也易激動。我建議他利用時間寫自傳或回憶錄。並告訴他隨時用錄音機錄音，想到什麼就把所思所憶記錄下來，以後可以整理。

　　我還對他說每人的心路歷程時過境遷很容易遺忘，但慢慢回憶時，許多住事就會不絕如縷地仿如昨民，因此寫回憶錄並不難，而且他有這麼多的親身經歷可以與年輕人分享。

　　當時孫夫人俞蕙萱在旁說：「香梅的建議很好，你該做嘛。」

　　我又說西方人最愛寫回憶錄和自傳，中國人在這方面很保守，不願自我宣揚，但我覺得他對中國歷史也該負責，不然將來學者研究中國現代史該向哪兒找資料？為此孫先生出書可說是一壯拳，而我能在他病中首先向他提出這項要求也引以為榮。近年來凡是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書冊，多半是「外國專家」的手筆，讀來有如隔靴搔癢，是是非非總難免有點不平之鳴——為什麼中國人不支持中國歷史學者來寫中國近代史？

　　為什麼中國政要在退位後仍然守口如瓶？

　　近一世紀來中國人經歷了不知多少次大動盪、大浩劫，孫先生是這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誠如殷允鞏在他的傳記序中所說：「八年抗戰的艱辛團結和建設臺灣的克難打拼，對年輕人而言，似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能透過對孫運智先生經歷的忠實記錄，是否會幫助年輕人增加些對大時代的認識瞭解？

　　幫助讀者增加些對社會的共識和國家觀念？」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認同的。

　　《天下雜誌》駐美特派員揚艾俐女士是本書的作者，她曾親自來看我，並把孫先生簽了名的書送給我，她說這書出版後，大家都一讀為快，真有洛陽紙貴的盛況，這真是喜事。

　　這本書實在值得一讀。我們作為孫先生的朋友，讀來更覺親切，而且有許多大小事情雖然相交多年，若不是讀了這本書實無法瞭解孫先生「數十年來家國」的苦心。

　　我相信身為孫家子女也未了然於胸，只有蕙萱夫人心中有數，但她是我所識的貴夫人中最謙和的一位，《孫運智傳》問世大家該謝蕙萱夫人，此外就是孫先生的助理嚴孝京女士。孫先生有如此賢慧的內助，又有如此能幹的助理，可說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我們罷卷之餘當不要忘記這兩位功臣才對。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