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73)_學達書庫

七三

　　1954年我與黃氏夫婦相識時，黃家老太太已去世，而黃亨祥已脫下軍裝，成為該州數一數二有名的牙醫生。

　　很少人知道趙銀梅的中文名字，大家都喊她茱麗亞。

　　茱麗亞和我初見時就覺得我們兩人很相像，我們在一起時別人總會問我們是不是姐妹。

　　茱麗亞住的美國中部50年代中國人還很少，於是她也得多和美國人交際。黃醫生喜歡各種運動，尤其是每年的狩獵季節一定和那些喜歡打獵的人去打野鴨、獵鹿等，夏天則去加拿大有河有溪的地方釣魚，冬天又去滑冰。總之，除了工作就是那做不完的戶外運動。茱麗亞也學會了滑冰、釣魚，但打獵去了一次之後就再也不敢奉陪了。

　　1964年我的密友做了威斯康辛州長，他一連三任，三任完畢決定不再競選，當時州長沒有限期，只是他對政治生涯有了倦意而轉入企業界。既然好友是州長，我去時當然就往在州長官邸，後來州長夫婦兩人離婚，我為了避免瓜田季下，婉拒再到州長家作客，於是黃民夫婦請我住到他們家中。直到州長夫婦辦妥離婚之後，我才再到那華美的官邸作客，為此該州州長以及其他政要也和黃醫生建立了很好的友誼。

　　週末我到該州作容時，男人出去打獵或釣魚，我和茱麗亞兩人就有聊不完的話。她喜歡作畫、做女紅、織毛衣，是一位賢慧的主婦。他們的一男一女和我的兩個女兒年齡相同，因此他們若到華府作客，也把兩個孩子帶著。那時我們的孩子都是十二三歲的小孩，但又不完會是小孩，是最不好管教的階段。有一天茱麗亞和我說：「孩子在12歲到18歲這階段，最好把他們都冷凍起來，等到了19歲較懂事時再放出來。」

　　我說：「假如真能如此，那就該謝天謝地了。」

　　他拉夫婦在那時期就常為了孩子的事而發生爭執。

　　有一天晚上我們4人（黃氏夫婦、州長和我）吃完晚飯回家，已是12點多了，黃家女兒出去，講好11時以前一定回家，左等右等仍不見人影，後來還出動了警察，因為怕孩子駕車出事。結果女兒自己回來了，原來她和同學去跳搖滾樂，忘了時間。太太於是怪丈夫寵壞了女兒，倒是女兒樂得輕鬆，回自己房間睡覺去也。

　　茱麗亞的丈夫養狗，女兒養金魚，兒子養鳥，家中經常要有傭人清理，還好房子大，不然就像住在動物園中。

　　銀梅的兩個孩子，都和美國人結婚。男的有一個女孩，女兒則沒有生小孩，幾年前先後到臺北數次由天主教會協助領養了一男一女，男孩已有五六歲，小女孩也4歲多了，都是正統的臺灣人，非常可愛，也非常頑皮，可能是父母太寵愛之故。我每次到威斯康辛州都和黃家人相聚，而我和銀梅真是生死之交，如今回想，只可說是「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訪問板門店】

　　我記得朝鮮戰爭結束後，我和外子曾於1955年初訪板門店。那時從漢城到板門店沿途戒備森嚴，漢城到汶山這段路還好，過了汶山之後，沿途都是崎嶇不平的泥沙路。而且是單行道，前面若有車輛，後面的就得飽吸黃土。後來局勢漸趨和緩，雖然偶有爭論，但雙方正盡力改善關係。

　　有一次我到板門店時正是元月雪後，氣溫在零點以下。

　　北方的天氣有一特點——四季分明，漢城美豔的菊花已盛開，雖是寒冷的晨冬，卻有溫馨之感。

　　大家都穿了厚重的大衣、皮靴子，以便面對板門店的冬天。

　　板門店是中立區，朝鮮和韓國的分界點，就如原東西柏林的圍牆一樣。如今柏林圍牆已倒，朝鮮和韓國也開始接觸，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當年，在這所謂的中立區，雙方代表每天都得開一次會，但據說只爭議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大問題談何容易解決。

　　那天，駐該處的美軍領了10個警衛，帶我們去看他們開會的地點。那兒有幾幢臨時蓋起來的房舍，是雙方一起駐防的非武裝地帶，無論是哪一方，每人只許帶一枝槍，分配一顆子彈。而所謂聯軍也者，幾乎全是美軍，因為暫時停戰後，其他各國的軍隊都已撒離了。

　　我們站在冷風中，從窗外看窗內的開會情況。朝鮮共派了3個人，由一位少將領頭；聯軍也派了3個人，由一位少尉領導。中午12時正，雙方同時從反方向進入會議室，面對面坐下且互不打招呼，只交換一些報告與公文，由雙方的翻譯傳達，前後不到半小時。散會後大家又各自從來的方向離開會常由小會開到大會，許多的國際會議勞民又傷財，到底解決了些什麼問題呢，天曉得！

　　會後我問聯軍代表：「你們今天談些什麼？」他說：「我們報告聯軍人員的更換，他們也報告他們人員的更換以及一些抗議，我們也回敬數項，如此而已。」

　　韓國與朝鮮的這個局面相信是有史以來最長久的非正式停戰協定。美軍在該地駐守了30多年，簡直是和平的恥辱，也是歷史的悲劇。

　　【訪問原蘇聯】

　　1983年冬天，我代表白宮出口委員會第一次訪問原蘇聯，同行的有兩位參議員，一位是共和黨，一位是民主黨。我對原蘇聯的認識除了來自報紙新聞之外，就是從一些到過原蘇聯服務的使節口中聽來的。最多也不過是和原蘇聯使節在宴會上有短暫的接觸，但這都是非常皮毛的。百聞不如一見，而這一見使我感受極深。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就體驗到經濟問題的嚴重。先談他們的吃住環境。

　　我們住在紅色廣場對面的大酒店，是美國使館替我們安排的。這酒店共有1000多個房間，但設備比三四流的旅店還要簡陋；枕頭毛毯都是稀薄的，不過還算乾淨，浴中已洗得不能再用了，而且每個浴室內只有一條，洗手間的用紙是硬粗粗的，肥皂小小的一片。那麼多的勞工，不知在做什麼。

　　酒店有一規定：每一位客人有一把房門鑰匙，但外出時要把鑰匙交給該層樓的管理員，然後換一張入門證，為了避免閒人進出旅店，所以門口派有守衛，檢查每一個人的證件，沒有入門證者，甭想進去。據他們的解釋，這不是監視我們，而是為了保護我們。

　　我在晚宴中對美國大使報告了這個新的經驗，他說：「這是他們的安全政策，我們進出一樣也要出示證件。」旁邊一位公使對我開玩笑說：「你有天大的本領也無法把旅館的鑰匙帶出來。」

　　他有點向我挑戰的意味。我笑著說：「明天我試一試。」

　　第二天早餐過後，我們又要出門開會，我拿了兩包香煙到櫃檯前面，管理員是一個又肥又大又凶相的女人，她正在抽煙，我把一包香煙給她，她只拿了一根，以為我只給她一根吧。我說：「全包給你。」她笑了，於是把入門證給我，我又再送她第二包香煙，她樂極了，忘記問我要房間的鑰匙。

　　兩包香煙算什麼，但在莫斯科卻如此可貴，我雖然賭贏了，但我並不高興，反而覺得很悲哀。大家都說中國人窮，但從大陸去原蘇聯的中國人常被原蘇聯人圍著要穿的、吃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