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43)_學達書庫

四三

　　我和男友葛柯倫一同參加宴會，他建議我到他哥哥大衛的公寓打這個電話，大衛也住在史利頓公園飯店，當時正好他不在家，等其他賓客都去觀賞電影時，葛柯倫陪我到了大衛家打電話。電話一下接通，講話的是米契爾本人，他說：「安娜，我現在是代表尼克松打這個電話，我們的越南朋友必須瞭解共和黨的立場，這點非常重要，我希望你能讓他們知道這一點。」我回答說：「我只負責傳遞消息，現在我們要想影響他們，無論怎麼說，都非常不智。我們必須記住一點，他們的行動也必須符合國家本身的利益，我相信阮文紹總統會為他的國家著想，我的看法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都沒有辦法左右他，畢竟，越南有越南的政治立常」但米契爾只關心他們會不會到巴黎去，我說：「這我不知道，不過，我不認為他們會這樣做，因為許久以前，阮文紹總統告訴過我，如果他們覺得這是一項政治行動，那麼他們去巴黎是有害無益的，我想他們暫時不會參加和談。」米契爾隨後對我說：「如果明天你有什麼消息，一定要打電話給我，切記！切記！」我說：「我會盡力去打聽。」

　　我們談話時，我的朋友葛柯倫在一旁用分機，聽到了我們之間整個的談話內容，因為在華盛頓這麼多年，我也學會了一些智慧——當你和別人作這類重要交談時，最好是有位證人在場，當然如果是律師，那就更好，為的是以防萬一。

　　選舉前幾日，阮文紹公開宣稱，越南政府不會派一位代表到巴黎去出席所謂「和平談判」。民主黨對於阮文紹這項宣佈。大感憤怒，繼續對越南政府施加壓力，要他們派代表前往巴黎，並聲言若民主黨獲勝，阮文紹不得美援，但阮氏仍不低頭。共和黨這方面，從尼克松到米契爾，自然是大受鼓舞，認為是我之功，因為彼時民意測驗顯示，尼克松與韓福瑞的聲望，相去不遠，勝負只一發之間。阮文紹總統拒絕派代表團赴巴黎，他的這項行動直接間接造成了尼克松的獲勝與韓福瑞的失敗，是無可諱言的。

　　當年的競選佈局大致如下：當時美國各州中有32州的州長是共和黨人，每一州都設有分部。分部之外，各大小城市又設有支部。但總指揮部是在紐約，第一因為尼克松住在紐約；第二因為米契爾的律師事務所也在紐約，人家向他們看齊。

　　1968年11月5日是美國總統大選日，因我住美京，必須在美京投票，於是一大早我先在華盛頓投了票，然後飛到紐約，和米契爾、莫理斯·史丹士及其他共和黨領袖會會在華爾道夫大飯店，一同等待選舉結果揭曉。那是一個凜冽的冬日，大家都緊張而興奮。

　　在辦好旅館登記之後，我應米契爾之請，到競迭總部去看他，那時許多人正等著見他，但他走出來，先譴我進入他的私人辦公室。他對尼克松在這次大選中旗開得勝，十分有把握，然後他以嚴肅的口吻對我說：「這次整個總統競選活動的焦點放在越南，在這方面，你為尼克松做了許多事，幫他不少忙，我認為你已經為美國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任務，相信選舉結束後，尼克松會召見你，讓我們保持聯繫！」然後他和我一同離開辦公室，許多人仍在那兒等著。他告訴我他要去理髮，我倆一塊走出來，經過那些訪客身邊時，他告訴他們，他很忙，晚一點再和他們談。他說：「走吧，今天的事是忙不完的了。」

　　下午我見到許多這一年裡為尼克松競選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尼克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湯姆·伊文斯，伊文斯擔任米契爾的助理；我也見到了宣傳部的赫伯·柯萊恩，他跟尼克松做事多年，是一個很正派的人，掌管新聞方面的事務很有功。另外，莫理斯·史丹士是財務委員會主席，也來找我傾談。墨雷·邱提納是尼克松的政治顧問（已於1974年去世）；伊蓮娜·威廉姆斯負責照料捐鉅款給財務委員會的人士。她正忙得團團傳。

　　選舉揭曉是日晚上，共和黨要員畢集于紐約華爾道夫大飯店，飯店各部分設立了臨時酒吧與電視接收機，依各人資歷的深淺，分派至各層樓，因為我與米契爾、伊文斯等人比較接近，所以拿到一個金藍色的緞帶，憑此帶即可自由出入各區。

　　從午夜到翌日清晨，米契爾與伊文斯忙著注意各地的選舉結果，且不時與工作人員交換意見。下午，米契爾又來找我，告訴我說，尼克松在金室發表獲勝宣言之後，即要接見我。但是西海岸的選舉結果報告到得很遲。等到所有票開出來，尼克松在華爾道夫飯店大廳宣佈他獲勝的消息之後，時間已晚，他得立刻趕往佛羅裡達州。當時，大廳中擠滿了新闖記者和競選總部工作人員，根本無法動彈，秩序也很亂。

　　我懷著歡愉和滿足的心情回到華盛頓，深慶我們支持的候選人獲勝。

　　選舉之後，大家又忙著準備總統就職大典，我又被派擔任特別顧問及就職委員會主席成拉·馬裡奧特的助理，此外，還要協助州長歡迎會副主席喬治·歐姆斯泰將軍進行籌備事宜，我從華盛頓競選總部搬到西南區潘興大廈的就職委員會總鄰工作。

　　1968年12月，發生了許多事情，有些是我竭力想忘卻的，但總是纏繞在我的記憶中。當時謠言四起，眾口紛紜，競選活動告一段落，但民主與共和兩黨的政治權力鬥爭正方興未艾，像我這樣無助的人物就被夾在中間。我常想，如果我是個男子漢，如果我不是華裔，情形是否會不一樣，我得不到任何答案。

　　一天，我接到《聖路易快郵報》記者的電話，要來訪問我，最初我以為他要談就職典禮的程序等事情，因此我要他去找潘興大廈就職委員會主管公共關係的人員洽談。但是這位記者堅持要見我本人，他到投資大樓我的辦公室，給我看一篇他才完稿的新聞報道。

　　這位記者告訴我，他自民主黨處獲悉，韓福瑞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在大選前10日，越南政府拒絕參加巴黎和談，他並進一步指出，越南政府受到共和黨候選人的鼓勵與影響，才不參加巴黎和會。

　　民主黨人並且告訴他，我的任務即是影響越南阮文紹，他並且說，尼克松大選前一個月，要我去越南一趟。這些指控不但無稽而且荒誕，我不禁懷疑，除了兩大政黨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否共和黨內部也有人惡意中傷我，為了怕我要就高位？

　　因為我有理由相信，其時我的名字曾被考慮做白宮某個職位，但我自己並沒有去爭取記者問我有沒有話要說，我答稱沒有，因為他的報道與事實相去甚遠。我又問他，這些不負責任的話他是從哪裡聽來的——民主黨抑或共和黨？他笑笑，說：「啊！兩邊都有。」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