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傳(54)_學達書庫

五四

　　五、王根英遇難

　　陳賡妻子王根英在陝甘寧邊區黨校時，學習得很好，心情很愉快，對4年多監獄的鬥爭生活作了回顧和總結。結業後，被調到延安《新中華報》報社工作。

　　陳知非在《母親王根英烈士》一文中寫道：

　　1938年秋，母親請求到前線工作，黨批准她的請求，分配到太行山一二九師供給部財經幹部學校當指導員。查爸爸日記，在分別這一年多時間，母親給父親寫過一次信，父親給母親寫過一次信，當時前後方不通郵，只能托同志帶。

　　父親1938年7月2日《日記》寫道：「……接根英由延安來信，並轉家中來信，家中來信無非是訴苦要錢，當即焚毀。」當時實行供給制，戰士每月津貼一元，爸爸當旅長每月四元，朱總司令每月五元。爸爸認為家中將八路軍和國民黨看成一樣，當官的可以撈錢。因而有些不耐煩，燒了。其實自大革命失敗後，家中因父親參加革命，屢受迫害，祖父坐牢，房屋被燒，敲詐勒索，完全破產。老人向兒子訴苦也是人之常情。

　　據楊力同志回憶，斷定母親是1938年10月從延安到一二九師師部工作的，那時我父已是馳名將領，楊力卻不知道母親的愛人是誰？母親雖然將父親送給她的戰利品給學生看（當時展覽戰利品是一種教育方式），卻不說愛人是誰。證明她是依靠黨，憑自己的忠誠艱苦的工作來取得學生的信任，絕不炫耀自己的愛人以借光自照，抬高身價。父親1938年12月7日續寫《日記》以來，也沒講停寫期間與母親團聚的事。當時師部和三八六旅相距幾百里，這期間未團聚也是可能的。曾經有個記者說，母親到太行山後，先到父親處住了幾天，才去師部報到。我認為沒有根據。因父親那時正在豫北道清鐵路線作戰，師部住在（河北省的）涉縣西二百里處，母親到太行山，從地理位置上講，也只能先到師部。她是持介紹信來一二九師報到工作的，絕不會先去旅部，這不是她的性格。

　　父親1939年1月15日《日記》中說：「……在臨清與魯西北特委談約二小時，至晚七時才趕到館陶，馬匹已感到疲勞不堪。到館陶突遇根英，出我意外。夜深十二時與哲民、聚奎、墨林談甚久。」

　　父親與母親在館陶相遇，是不期而遇，還是李聚奎叔叔安排母親來相會的？不清楚。父親的「出我意料」四個字，說明夫妻久別在戰場重逢，卻沒有時間談話。他太忙了，不是對母親薄情。

　　父親1月18日《日記》中寫：「根英去師部。」母親隨父親行軍三天，即分別回師部。這就是她和父親最後的永訣。

　　3月8日，師供給部被敵人包圍，母親不顧個人安危，將自己的騾子牽到衛生隊給傷員騎。她已沖到村外，出了包圍圈，發現裝有文件及公款的挎包沒帶出來，隻身回村去取，與敵人遭遇，壯烈犧牲。

　　父親在指揮部隊作戰，晚上得到母親犧牲的噩耗，在《日記》上沉痛的寫了一句令人感泣的話：「今天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的一天。」

　　日本侵略軍掛起「專打三八六旅」的牌子，可以說沒有能動著三八六旅的一根毫毛，但它們卻殺害了三八六旅旅長的妻子。這只能更加燃起三八六旅「專打日本強盜」的怒火。

　　據目擊者回憶：當時大家聽到王根英犧牲的消息後，心中都非常難過。這時正好陳賡旅長來了，大家都沉默不語，不知說什麼好。陳賡心中當然更難過，但看到大家沉痛的樣子，就高聲地說：「同志們！我們唱個歌吧！」他揮起雙手指揮大家一起唱了起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1936年紅軍東征時，陳賡曾和副師長楊得志談起，楊已經26歲，應該考慮婚姻問題時，楊說：「你又開玩笑了。」陳賡說：「不是開玩笑，是嚴肅的。人人都需要有個志同道合的生活伴侶嘛！我的老婆對我幫助就很大，可惜現在還在敵人的監獄裡。周恩來同志對我說，黨在想辦法營救她，但願她能早點出來，我是真有點想她呵！待她回來，我把這個任務交給她！」

　　他要把給楊得志找對象的任務交給王根英，說得很輕鬆，但在他的心靈深處卻有著刻骨銘心的思念和痛苦。他承受著這種嚴酷的打擊，實際上比強忍著肉體上創傷的折磨，困難得多。

　　現在，他們終於相聚了，品嘗著真誠相愛的甜蜜。但是這個時間又太短暫了。

　　作家陳荒煤，在一個月夜裡，在麥場上散步遇見了陳賡，陳荒煤突然地想：像他這樣一位將軍，在這樣安靜的月下，腦子裡會想些什麼呢？

　　他後來回答了陳荒煤的問題：「我現在，什麼也不想！一生把什麼都貢獻給革命了，自己還有什麼？」

　　很明顯，他的這個「不想」，正是自己把那無法揮去的苦苦思念，強壓在流血的心頭上的努力。

　　※第十二章　參加百團大戰

　　一、挺進太嶽山

　　太嶽山，是坐落在太行山西面，呂梁山東面的南北縱向的一塊山地，在同蒲鐵路和白晉鐵路之間的廣大區域，駐紮的部隊主要是決死第一縱隊，與晉西的決死第二縱隊、晉東南的決死第三縱隊、晉西北的決死第四縱隊，都是山西省軍閥閻錫山組建的新軍，軍官全是他派遣的，政工人員名義上是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的人員，但基本上都是地下共產黨員。駐紮在太岳區的決死第一縱隊的政治委員就是薄一波。

　　全國性抗戰開始後，日軍瘋狂地進攻山西省。閻錫山在舊軍隊連連潰敗的情況下，接受了薄一波等建設新軍的建議，新軍得到了迅速發展。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日本軍隊雖然佔領了半個中國，但「速戰速決」的戰略設想失敗，遂改變策略，對國民黨採取誘降政策，發出共同防共的號召。蔣介石立即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確定了反共方針，通過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閻錫山本來就是親日派，主動與日軍勾搭，準備與蔣介石聯手，在山西省掀起反共高潮。他首要的目標就是瞄準了認為已經被共產黨把持了的新軍決死隊。

　　1939年冬，蔣介石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閻錫山在山西省率先發難，發動了「十二月事變」，首先派部隊進攻正在抗擊日軍的決死二縱隊，二縱隊苦戰突圍，轉入晉西北八路軍第一二〇師防區；接著又派部隊進攻決死三縱隊，使決死三縱隊遭到重大損失；此後，對駐紮在太岳區北部的決死一縱隊也展開進攻，駐在太岳區南部的國民黨部隊也積極向北推進予以配合。決死一縱隊進行了堅決抵抗。鑒於決死一縱隊處於「前門打虎，後門拒狼」的困難處境，八路軍總部命陳賡率領第三八六旅及總部特務團，于1940年1月中旬進入太岳區，給予向北推進的國民黨部隊以有力打擊，粉碎了蔣介石覬覦岳北區的幻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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