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傳(15)_學達書庫

一五

　　錢壯飛在這個位置上，曾得到過很多重要軍事情報，中共中央轉發各地紅軍，對反擊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作戰，起過很大作用。這次拿到黃第洪的信，怎敢怠慢，急忙把情況報告組織，陳賡也立即報告周恩來。周恩來指示先將黃第洪隔離開，然後派人去和他周旋、瞭解情況。經過周密調查，證明黃確已叛變，企圖勾結敵人，對黨進行大破壞。就令陳賡指揮紅隊出動，將黃第洪秘密逮捕鎮壓，為黨除了一個大害。

　　任弼時當時在中共江蘇省委工作，1929年9月的一天，一早出去開會，離家時告訴妻子12點回來吃中飯，但直到天黑也沒回來。妻子陳琮英感到可能出事了，急忙將情況報告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李維漢，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機關也設在上海。

　　原來，任弼時去開會的地點，已被敵人發現，英租界的巡捕房已經在院中設下了埋伏。那天下大雨，自己人還沒有來得及發出報警信號，任弼時已經疾步走上臺階敲門了，被巡捕抓住。他身上什麼也沒有帶，只有一張乘公共汽車的月票，而月票上的地址也是假的，巷子裡根本沒有那個門牌號。敵人問他什麼他也不說，於是就對他嚴刑拷打，還使用了電刑，任弼時皮開肉綻，幾次昏厥過去……但他毫無懼色，依然不講真實姓名，不吐露中共的秘密，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

　　陳賡遵照中共的指示，通過楊登瀛去營救。楊利用自己同英國巡捕房的關係，說任弼時是他手下的人，順利地保了出來。

　　楊登瀛是廣東省人，原名鮑君甫，曾留學日本，交遊甚廣。1925─1927年大革命時期是國民黨員，「五卅」慘案前後，和幾個共產黨人交了朋友；此後轉向南京方面，成為陳立夫等人的親信，陳立夫、張道藩等國民黨要人到上海，都同他吃喝玩樂。後來，國民黨叫他做偵探，他接受了，但又覺得搞反共，若不告訴共產黨朋友是對不起人；同時又覺得不取得共產黨朋友的幫助，不但事情難辦，也還可能有性命危險。因此，表面接受國民黨的任務，暗中又與共產黨聯繫。中共中央研究了他的情況，覺得這個人政治上雖然不甚可靠，但在隱蔽戰線上還是需要的，就叫陳賡和他聯繫，並給他資助。於是楊登瀛也成了陳賡的重要的反間諜關係。

　　1928年8月，楊登瀛奉命把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一件密封公函，送往英租界巡捕房，但不知道信的內容，結果造成平涼路中共黨的機關7人被捕。此後，共產黨員戴冰石去找楊登瀛說：這個案子是他到警備司令部告的密。當時有人答應他，把他小姨子一起逮捕，等被捕人員全部引渡到警備司令部時，會把他的小姨子放出來，但直到現在沒放。他的老婆終日和他吵鬧。希望楊登瀛和警備司令部說說，趕快把他的小姨子放出來。楊登瀛立即把這情況告訴了陳賡，經調查，戴冰石確實是出賣平涼路機關的內奸，立即通知特科的第三科，派人把這個叛徒處決。

　　1929年夏，小癟三王松生拿了一份共產黨的秘密文件給楊登瀛，問他要不要？如果要的話，他可以繼續提供。

　　楊登瀛故意問：「這些文件真是共產黨的嗎？」

　　「千真萬確。」王松生說，「這是共產黨地下黨員陳尉年親手給我的。你要不信，我可以叫他直接來見你。」

　　楊登瀛立刻把這一情況告訴陳賡，陳賡讓楊和陳尉年接頭，並收買他的文件。經過一段時間的瞭解，查明陳尉年不僅是共產黨的叛徒，並且已經成了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密探，危害極大，就通知紅隊把他處決了。

　　1930年上半年的一天，陳賡通知楊登瀛，中共有兩個機關被暴露，巡捕房和國民黨警察局準備去查抄，共產黨人已經不能去那裡了。如果他們動手，中共會遭受重大損失。楊登瀛立即派人去那兩個地方，迅速把裡面的東西轉移走，敵人去時撲了個空。

　　在上海北火車站有一個共產黨的宣傳機關，被叛徒出賣，陳賡帶著人趕去那裡，將重要東西拿走，然後通知楊登瀛去向敵方報案，特務們趕去時，在那裡只找到了一些共產黨的宣傳品。

　　1930年，共產黨幹部吳節生（又名吳良夫）和他的弟弟一同被捕，巡捕從他身上搜出劉冰山（已被捕）在獄中給他寫的一封信，又在他家中搜出一些革命傳單，還有《紅旗報》的德文譯本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4月15日，兄弟二人被押解到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審判時楊登瀛爭取參加陪審，在他的斡旋下，1931年1月21日法院宣判其弟無罪釋放，吳節生被判處兩年徒刑，後減刑4個月，於1932年8月6日獲釋。

　　1931年4、5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在上海被捕，還被巡捕房抄去一箱文件。關向應化名李世珍，受到嚴刑拷打，沒有一點口供。英國探長對那箱文件也很發愁，對漢語不熟悉，挑來挑去不知道哪份重要。陳賡便去和這時已經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駐滬特派員」的楊登瀛商量，要楊直接去找英租界巡捕房的蘭普遜探長，說願意幫助他鑒別文件，英國人正求之不得就答應了。楊登瀛又說自己忙，就介紹陳賡推薦的劉鼎去鑒定，並說劉是專家。劉鼎一個人在屋中，把所有手抄和複寫的文件藏在身上，出屋時手上拿著幾份油印文件，對巡捕房的人說：「我帶回去研究。」後來陳賡叫楊登瀛告訴蘭普遜，說被捕的是一位學者，文件大都是學術研究資料。從此巡捕房不認為關向應是重要犯人，同年冬天就放了。

　　陳賡主持的第二科，不僅在國民黨特務機關中，有重點地建立了反間諜工作，並且在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英、法租界巡捕房中也分別建立了反間諜關係，有的是派人打進去，有的是經過收買等手段「拉出來」。儘管這些關係有的建立時間短，有的因職務低等原因，作用不太大，但是陳賡通過這些關係，得到了一些情報，營救了一些革命人士，在保衛中共黨組織安全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四、為黨除奸

　　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副司令員的郭天民上將，在1966年回憶陳賡司令員時說：「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那一段，是我最愉快的時期之一。司令員是大事聰明，小事糊塗。」郭沒有進一步解釋「糊塗」二字的具體內容，使人不好理解。確實，注意力放在大事上的人，難免對小事顧不上管；但他的部下也知道，陳司令員對有些小事裝糊塗，故意不聞不問，以便放手讓人們去做……但是在特科做地下工作，則大事要聰明，小事也要聰明，就是既要膽大，又要心細，一絲一毫馬虎不得。比如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由於陳賡大事小事都考慮得周到，所以會開得很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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