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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第五章 地下鬥爭

  一、中國的「契卡」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時,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廣州中央黨部門前,遇刺犧牲。

  周恩來帶著陳賡立即趕到現場。陳賡指揮自己的連隊,在現場和周圍街道做了詳細的搜查,加上訪問、追蹤種種努力,終於抓住了主凶之一的林直勉,摸到了頭緒。

  為此,陳賡幾天幾夜沒睡,人被熬瘦了,眼被熬紅了,但他提供給周恩來的材料是非常豐富而翔實的。周恩來看著這些材料,揚起濃眉高興地說:「嘿,我看你能成為中國的『契卡』。」

  「契卡」是蘇聯「肅反委員會」俄文縮寫的音譯,主要任務是保衛蘇共和蘇維埃的安全。陳賡在受到周恩來稱讚後,不久,果然被派到蘇聯去學習政治保衛工作了。在南昌八一起義前後,他在總指揮部作了幾天保衛工作,就算是實習了。但正式作中國的「契卡」,卻是在他腿傷將要痊癒的時候。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秘密遷回了上海。王根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做交通員。她一直密切注視著南昌起義軍的消息,得知他們勝利了,她很高興;聽說他們失敗了,又很著急。一直掛念著陳賡,期盼著他的消息,幾乎到了「望穿秋水」的地步。萬萬沒有想到,陳賡像是從天上掉下來似的,突然乘船回來了,雖然拖著一條重傷的腿,她也是喜出望外。立即幫助陳賡和周逸群同中共黨組織接上關係。1983年,李強回憶此事時還說:「王根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勇敢的。沒有她,陳賡不會那麼快就找到黨的。」同時,王根英通過組織,把陳賡送進了上海著名的牛惠霖骨科醫院醫治。

  過了不久,賀龍也輾轉來到上海,中共中央本來計劃叫他和劉伯承等一同去蘇聯學習,他和周逸群商量,回到湘西去發動群眾,重新組織武裝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所以沒有去蘇聯。中共中央批准了他們的計劃,周恩來叫盧冬生護送賀龍、周逸群前往湘西。他們在12月離開上海前,由陳賡、王根英夫婦介紹盧冬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小牧童正式成了自覺的革命者。

  陳賡進入醫院後,牛惠霖大夫看他的穿著打扮和傷情,懷疑他是歹人,可能是作案時受的傷,不很樂意為他治療。陳賡編假話作「解釋」,仍不能說服牛大夫。陳賡觀察這位醫生比較正直,有進步思想,就索性把自己的真實情況告訴了他。原來牛大夫和宋慶齡有親戚關係,思想傾向進步,支持和同情革命。

  陳賡在廣州時,曾擔任過孫中山的警衛。陳賡夫人傅涯在《良師益友,革命情深》一文中說:那時,「孫中山先生出於對革命青年的關心和愛護,找陳賡談過話,並且資助過陳賡從事革命活動」。因而陳賡也就結識了宋慶齡,孫中山逝世後,他曾去家中拜望過這位國母。

  牛大夫瞭解了這些情況後,對陳賡的治療格外精心。陳賡的腿傷雖然經過治療,被打斷的骨頭並沒有接得很好,又經過長時間的流亡生活,艱苦的奔波使他的傷勢更加惡化,並且傷處已經感染。按照常規,非截肢不可。牛惠霖和弟弟卻下決心不給他截肢,盡自己所能,重新把他的斷骨接起來,並用當時技術上的先進措施,千方百計地保住了這條腿。

  陳賡經過手術後,癒合得很快,心中非常高興。這個醫院當時在上海很出名,很多國民黨軍官和高層人士都來這裡看病或住院。為此,陳賡很謹慎,常躲在屋中閉門不出。有一天,來了個國民黨軍隊的團長住在了他的隔壁,也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一個偶然的機會,團長的馬弁認出了陳賡,回去告訴了團長,馬上,那個團長就過來找陳賡攀談,問陳賡的腿是在什麼地方怎樣負的傷?機警的陳賡當即編了些話應付。那人將信將疑地去了。陳賡急忙找人,將他背出醫院逃走。

  有一天,牛惠霖大夫在街上遇見了陳賡,急忙拉著問:「出了什麼事?你走也不和我說一聲?」

  陳賡連忙道歉說:「真對不起,那天情況太緊急了。」

  聽陳賡說了情況後,牛大夫點頭:「原來如此呀。」然後彎下腰摸著他的傷腿說:「我擔心你傷處的癒合情況,怕再出事故。還好,恢復得不錯。不過還要多注意休養,免得走動多了,再出意外。祝你們事業勝利。」

  「謝謝你,謝謝你!」陳賡激動地握著他的手,「我永遠忘不了你對我們的關懷。」

  陳賡回到家中休養了一段時間,1928年4月,走路還一瘸一拐的時候,就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留在上海做保衛工作,給顧順章當副手,化名為王庸。

  二、王庸先生

  上海那時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是當時國民黨的經濟、金融、貿易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基地。華洋雜處,紙醉金迷。有華界,有租界;華界有國民黨政府,租界內是外國政府。有為帝國主義豢養的買辦資產階級,也有民族資產階級,還有許多由幫會組織起來的封建團體……他們互相勾結、滲透,盤根錯節,勢力很大。當然,工人階級力量也很強大,否則不可能舉行三次起義奪下上海了。只是蔣介石搞了「四一二」大屠殺後,建立了反動統治,到處設立法庭、牢獄和刑場,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國民黨的警察、特務和租界裡的巡捕、包探勾結起來,繼續天天搜捕共產黨,加之一些人叛變,形勢愈加嚴峻,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人陳延年、趙世炎、郭伯和等先後遭逮捕、被殺害。共產黨不能不組織力量保衛自己的安全。

  中共中央原來也有保衛工作組織,但是重視不夠,力量不足,以致蔣介石突然發動反革命政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遭到猛烈襲擊,受到嚴重損失,卻處於毫無準備的狀態,並且形勢越來越嚴峻。中共中央於是決心加強這一工作,建立與敵人進行隱蔽鬥爭的組織——特科,以打擊敵人保衛自己。

  特科下設4個科,陳賡擔任了第二科科長,即情報科長,化名王庸。

  第一科是總務科,它的工作既多又雜,但非常重要。比如為中共中央機關找房子,為負責人安排住處;佈置開會場所,租家具,找鋪保,做生意;營救被捕者,收殮犧牲同志遺體,安排家屬生活等,工作看來瑣碎,但和中共中央的關係最密切。

  第三科主要領導「紅隊」(諢名打狗隊),打擊特務,鎮壓叛徒,保護中央負責同志,保衛中央機關。當時他們在上海名氣很大,敵人聞風喪膽。他們在社會上活動,幾乎是半公開的。警察、巡捕都不敢和他們公開對抗。但由於當時未建立情報工作系統,不能防患於未然,也就是不能事先制止敵人的破壞,只能事後查明情況,去鎮壓叛徒和反革命分子。

  第四科主要負責建立和管理無線電工作,保證電訊暢通。1928年後,革命形勢得到新的發展,紅軍有了聲勢,紅色區域擴大,各地黨組織也得到了恢復,此時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和各紅色區域及各地黨組織聯繫,顯然,靠人的兩條腿聯繫太困難也太不及時,於是中央決定籌建電臺工作。當時無線電在中國還是個新事物,李強籌辦四科時,是以業餘無線電愛好者身份,和無線電行業的人拉關係交朋友,求購器材,掌握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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