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傳(69)_學達書庫

六九

　　〖第九章　戰後

　　含辛茹苦再來收拾，再來建設，再來創造。

　　——冰心：《給日本的女性》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時刻想念著第二故鄉北京的冰心，終於在1946年的7月返回了北京。

　　這時候，冰心的老父謝葆璋先生，已經去世了六年。

　　回到北京之後的謝冰心，第一件要緊的事情，就是奔回她的母校燕京大學去。這是她青年時代讀過書，和留學之後教過書的地方，也是她結婚以後，與吳文藻共同經營的小家庭的所在地。

　　燕京大學的校園，與戰爭爆發前一樣，仍舊是鬱鬱蔥蔥，幽雅清靜。湖水依然清清地漾著，樹木青草依然綠綠地長著。大禮堂、圖書館和教學樓的建築群，在一片湖光樹影的襯托之下，也仍然象戰前一樣，翠瓦飛簷，富麗堂皇。

　　只是冰心和吳文藻戰前在燕南園所住的房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廊子前種植的紅月季和白玫瑰，通通被人連根拔去，一株也不見了；小院裡搭起來的一架紫藤蘿，連花帶藤帶架子，也不翼而飛。但是，最令冰心傷心的，是樓上吳文藻教授的書房裡，四壁皆空，吳文藻的幾十盒筆記教材，都蕩然無存了！原來，這裡曾經是日本憲兵的住所，吳文藻的書房，就是日本憲兵拷問教授們的地方，吳文藻的筆記、教材，連同裝存它們的書匣子，早就被日本憲兵運走了，不知去向。她又趕緊離開燕南園，跑到了另外一個珍藏她的愛物的地方。那是另外的一座大樓，這座大樓的頂閣，就是她們全家離開北京前，存放書箱的地方。冰心視為珍寶的東西，上面提到過的她在美國留學期間的日記，她和吳文藻之間的通信，她的母親、朋友和許多「小讀者」寫給她的信件，吳文藻從做學生時候起就堅持寫作的日記，她父親年輕時在海上寫給她母親的信和詩，以及許多中外作家和學者送給她的親筆簽名的書籍，還有各種各樣的照相冊，善本書，畫集，字畫，箋譜，藝術品等等，共十五隻大木箱，冰心都把它們存在這間頂閣裡，結果也同燕南園的書房一樣，也都變得四壁皆空了！冰心和吳文藻視若珍寶的一切，都已不翼而飛，蕩然無存了！

　　冰心興沖沖地從大後方飛回北京，沒想到外表上沒有任何變化的燕園，內裡卻遭到了這樣重大的劫掠。她面對著眼前見到的一切，心裡難過得不知如何是好，眼淚就慢慢地落了下來。學校的工友見到她這樣，就悄悄地走到她跟前，輕聲地告訴了她事情的經過：「在珍珠港事變的第二天清早，日本兵就包圍了燕京大學，學生們都攆出去了，我們都被鎖了起來。第二天我們也被攆了出去，一直到去年8月，我們回來的時候，發現各個樓裡都空了，而且樓房拆改得不成樣子。……您的東西……大概也和別人的一樣，再也找不轉來了。」①

　　對於一個酷愛讀書的作家和學者說來，大概沒有什麼損失，能比丟失了最心愛的書籍和資料更重大了！聰明才智堪與李清照媲美的冰心，這時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位才思敏捷的宋代女詞人：「我總憶起宋朝金人內犯的時候，我們偉大的女詩人李易安，和她的丈夫趙明誠，倉皇避難，把他們歷年收集的金石字畫，都丟散失了。李易安在她的《金石錄·後序》中，描寫他們初婚貧困的時候，怎樣喜愛字畫，又買不起字畫！以後生活轉好，怎樣地慢慢收集字畫，以及金石藝術品，為著這些寶物，他們蓋起書樓來保存，來佈置；字裡行間，洋溢著他們同居的快樂與和平的幸福。最後是金人的侵略，丈夫的死亡，金石的散失，老境的貧困……充分描寫了戰爭中文化人的末路！」「我不敢自擬于李易安，但我的確有一個和李易安一樣的，喜好收集的丈夫！我和李易安不同的，就是她對於她的遭遇，只有愁歎怨恨，我卻從始至終就認為戰爭是暫時的，正義和真理是要最後得勝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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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丟不掉的珍寶》
　　②冰心：《丟不掉的珍寶》

　　1946年的冬天，吳文藻博士做為戰後赴日的中國代表團的職員，到日本進行社會考察。為了陪同丈夫東渡日本，冰心把孩子們分別寄養在舅舅家裡，于這一年的秋天，和吳文藻一起來到南京，進行出國遠行的準備工作。離開中國之前不久，在這一年的10月，冰心寫了一篇別有情趣的散文《無家樂》，講的是她遠行之前，把小家庭暫時解散，三個孩子寄養舅家，她與丈夫準備遠行，這一時期的生活和心情。

　　冰心自從結婚以後，直到這時，已經做了她的小家庭的十七年主婦，尤其是抗戰八年，這位作家兼家庭主婦的擔子更重，她自己就用爬行的蝸牛來形容自己的處境：「在下雨或雨後的天，常常看見蝸牛拖著那粘軟的身體，在那凝澀潮濕的土牆上爬，我對它總有一種同情，一番憐憫，這正是一個主婦的象徵！」「蝸牛的身體，和我們的感情是一樣的，綿軟又怯弱。它需要一個厚厚的殼，常常要沒頭沒腦的鑽到裡面去，去求安去取暖。這厚厚的殼，便是由父母子女，油瓶鹽罐所組織成的那個沉重而複雜的家！結果呢，它求安取暖的時間很短，而背拖著這厚殼，咬牙蠕動的時候居多！」而現在，當她把孩子寄養在弟弟們的家裡，只剩下了她與丈夫兩個人的時候，她便產生了一種如釋重負，無家一身輕的感覺。因為這時候，她不必再為菜單、算帳、灑掃之類的事情來動腦筋了。所以這位幽默的女作家，便說自己的眼睛更亮了，耳朵更靈了，過去聽不見的聲音，現在聽見了，過去看不出的顏色，現在看出了，過去想不起來的人物和事件，現在又都想起來了。尤其是，擺脫了重擔之後的輕鬆，使她沒事也想找點事情來做了。

　　可是，當她嘗到了這種一身輕的快感之後，卻又忽然地感到了空虛和悵惘，就像是在童年時候，盼望著過春節，而一過了正月十五，卻又感到寂寞一樣。也象那只爬行的蝸牛，雖然嘗到了解脫責任的自由，卻又常常想念背上的厚殼。她就在這樣一種矛盾複雜的心情之中，跟隨著丈夫吳文藻，在南京、上海做著出國東渡的準備，又忙裡偷閒，在遠行之前到杭州西子湖畔休息了三天。她在秀麗的西子湖畔，散步，看湖，並流連于蘇堤之上，一方面飽覽著美麗的風光，一方面也在思索著八年抗戰帶給人們的慘痛的教訓。她發現「八年的痛苦流離，深憂痛恨」，「自己仍保存著相當的淳樸，淺易和天真」。①她堅信她自己在青年時代就形成的愛的哲學：「世界上最大的威力，不是旋風般的飛機，巨雷般的大炮，鯊魚般的戰艦，以及一切摧殘毀滅的戰器——因為戰器是不斷的有突飛猛進的新發明。擁有最大威力的，還是飛機大炮後面，沉著的駕駛射擊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智的人類」。

　　「機器是無知的，人類是有愛的」。「人類以及一切生物的愛的起點，是母親的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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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給日本的女性》
　　②冰心：《給日本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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