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傳(60)_學達書庫

六〇

　　半個月之後，大概是思潮來到了，她忽然又憶起了自己的童年，在22日寫出了一篇名為《胰皂泡》的散文。從表面上看，這篇散文寫的是她童年時代喜歡玩的吹胰皂泡的故事，細細體味，其中卻又不乏一個理想主義知識分子的感慨和苦悶。她這樣地說到她自己：「生來是個癡孩子，我從小就喜歡做晝夢，做慣了夢，常常從夢中得慰安，生希望，越做越覺得有道理，簡直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夢，最後簡直把晝夢當作最高的理想，受到許多朋友的勸告譏嘲。而在我的精神上的胰皂泡沒有一破滅，胰皂水沒有灑到我的心眼裡使我落淚之先，我常常頑強地拒絕了朋友的勸告，漠視了朋友的譏嘲。」

　　上面已經說過，海軍上將薩鎮冰先生是謝葆璋的老師、上司和同鄉，也是謝葆璋最崇敬的榜樣和最親密的朋友。謝葆璋常對家人這樣說：「中國海軍的模範軍人，薩鎮冰一人而已。」在父親的影響下，冰心從小就很注意薩鎮冰的一言一行，而他的言談和行動，確實也使小冰心對他愈來愈敬仰，愈來愈崇拜。以至於她長大之後，一直想寫一本關於薩鎮冰上將的傳記。

　　她在1936年3月26日夜完稿的散文《記薩鎮冰先生》裡，就敘述了幾件有關薩將軍的嘉言懿行。薩鎮冰那種「軍人是不能貪圖安逸的，在岸上也應當和在海上一樣」的模範軍人風範，他那種清廉正直、愛兵如子、愛才如命的為人，他那種謹守時刻、溫恭周到、風趣灑脫的作風，尤其是他那種臨危不懼，勇敢堅毅，在庚子之變以後，以威德服人的大將風度，不僅令作者傾倒，在讀者眼中，也堪稱是模範軍人中最令人嘆服的模範。

　　冰心十分感謝她的父親，讓她從小就認識了這樣一個軍人。在女兒冰心的眼裡，謝葆璋是一位聰明的父親，因為「他知道往青年人腦裡灌注的，應當是哪一種的印象」。

　　除了上面提到的這幾篇散文之外，這一年的7月，冰心還發表了一篇小說《西風》。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說，主題就是職業婦女面臨的職業與婚姻之間的矛盾。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事業與愛情之間的矛盾。

　　大概自從婦女離開了鍋臺，走出了家庭，有了職業婦女這一名稱之後，就存在著這個矛盾現象了。《西風》寫的就是一位女性知識分子秋心，年輕時因把事業看得重於一切，而拒絕了一位愛她的青年男子——遠的愛情，但十年之後，到了「卷地西風，半簾殘月」的中年，雖然事業極其順利，可是因為沒有愛情，總是孤單一人，內心就常感到寂寞和惆悵。尤其是，她又在火車上與遠不期而遇，看到十年前被她拒絕的遠，依舊是年輕，瀟灑，而且做了兩個孩子的父親，有一位年輕的夫人。等到車船到站，遠全家四口快樂地相聚，只有她是孤單的一個人。事業順利，愛情幸福的冰心，看樣子並不贊成婦女為了事業而犧牲了愛情。她在小說的結尾，讓秋心看著陰沉的天空，又讓蕭蕭地吹來的西風卷在她的身上，使她感到格外地孤獨和寂寞。

　　這一年，茅盾繼《冰心論》之後，又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裡，評論了冰心的小說。

　　與此同時，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裡，評論了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稱它們為「哲理詩，小詩的又一派」。郁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中，評論了冰心的散文，稱讚「冰心女士散文的清麗，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純潔，在中國要算是獨一無二的作家了；記得雪萊的詠雲雀的詩裡，仿佛曾說過雲雀是初生的歡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樣來把歌聲散溢於宇宙之中的使者，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師，是……，這一首千古的傑作，我現在記也記不清了，總而言之，把這一首詩全部拿來，以詩人讚美雲雀的清詞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評之上，我想是最適當也沒有的事情」。

　　這一年的10月1日，冰心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上簽了名。

　　也是在這一年的下半年，吳文藻博士得到了「羅氏基金會」的基金，出國考察一年。冰心也隨丈夫吳文藻教授，到歐美遊歷了一年。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也日益高漲，民族矛盾日益尖銳。這一年的6月29日，冰心夫婦從歐洲取道蘇聯，乘坐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經過東三省，進入山海關，回到了北京。關於這一年遊歷的生活和見聞，冰心自己在四十三年之後是這樣追述的：一個人不是生活在真空裡，生活的圈子無論多麼狹小，也總會受到周圍氣流的衝擊和激蕩。三十年代，中國已經臨到了最危急的關頭，外有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壓迫侵略，內有腐敗軟弱的北洋軍閥和蔣介石政府的欺淩剝削，任何一個中國人，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都開始有自己的、那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傾向和選擇。1936—1937年，我在歐美遊歷了一年，使我對資本主義世界，感到了不滿和失望。回國來正趕上了「七七事變」，我又到了我國的大西南——雲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慶，尤其是在重慶，我看到了蔣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動而且奸險兇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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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從「五四」到「四五」》

　　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者把炮口對準了北京，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蘆溝橋事變，全面的抗日戰爭爆發了。當時，冰心正懷著身孕。這一年的11月，她的第三個孩子——二女兒宗黎（吳青）出世了。冰心一方面撫育著新生的嬰兒，一方面維持著燕京大學的功課，同時做著撤離北京，遷居到大後方去的準備。她逐日逐月地整理著家中的東西，把她認為不甚重要的家具，該送人的送人，該捐的捐，該賣的賣了。而把她和吳文藻認為最珍貴的東西，象她在美國三年留學期間的日記，吳文藻從做學生時起就開始堅持寫作的已有幾十年的日記，她和吳文藻兩人之間的通信，她的母親和朋友給她的信件，她的父親年輕時寫給愛妻的信和詩，她的小讀者們的來信，以及她所尊敬與愛戴的學者、作家們親筆簽名的贈書，其中有魯迅的、周作人的、茅盾的、老舍的、巴金的、丁玲的、蘇雪林的、淩叔華的贈書，還有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新月集》，等等。除此之外，她與愛書成癖的吳文藻多年來所收集購買的大量善本書，各種畫集，箋譜，字畫，和許多有藝術價值的紀念品，等等，她和吳文藻兩人帶領著幾名學生，逐個地登記，包裹，裝箱。她常常是坐在地上，忙碌地收拾著，累了，餓了，就地喝點茶，用點兒點心，接著再收拾。全部整理好了之後，一數，已經裝滿了十五隻大木箱。除去這十五隻大木箱之外，還有吳文藻教授花費了十五年的工夫，編寫好的裝滿了幾十個布匣的教材和筆記。她和吳文藻把這些無法帶走的珍貴的書籍和文物，都寄存在未名湖畔燕京大學課堂的樓上，她覺得這樣一定萬無一失，準備著將來從大後方返回北京的時候，再把它們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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