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傳(28)_學達書庫

二八

　　與三兒命運相似的，是冰心又一篇小說《最後的安息》裡的童養媳翠兒，這也是一個生長在城近郊區的農村苦孩子，她的厄運倒不象三兒那樣是來自小官僚的迫害，而是來自沒有文化的兇惡婆婆的虐待與蹂躪。可憐這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子，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她的婆婆和小叔子們的毒打和燙傷，最後竟被打死了。不過冰心對這個翠兒，抱的主要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小說中的另一個富裕人家的女兒惠姑，家境、性格、為人處世的態度，幾乎就是冰心本人的化身，她真誠地同情這個小女伴兒的命運，她勸父親把翠兒買下來，帶到城裡去。然而這種同情總帶著一點兒高高在上的味道，不象對三兒那樣，同情之中，還帶著幾分讚美，幾分敬意。

　　在這類同情勞動人民疾苦的作品中，發表在1920年5月20日至21日《晨報》上的《還鄉》，似乎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那就是：它不僅描寫了農民生活的疾苦，同時也反映了他們的因循守舊。

　　冰心在福州出生，在芝罘和北京長大，從來也沒有到過她的祖籍福建省長樂縣鄉下。但她在《還鄉》這篇小說裡，卻生平第一次地描寫了她的故鄉，描寫了世世代代生活在窮鄉僻壤的她的族人所過的那種極為痛苦的生活，以及他們那種因循守舊，呆頭呆腦，不思變革的生活方式。作品描寫了一位讀過書，到過外國，被人們稱為「洋翰林」，年紀輕輕就當了局長的人物以超，被族人請回老家認本家，拜祠堂，以向鄰村顯威風的故事。

　　熟悉謝家歷史的人都知道，冰心的父親謝葆璋，就是一位讀過書，出過國的「洋翰林」，謝葆璋的祖父也象作品中以超的祖父一樣，是「因為饑荒」，才「逃到城裡去的」。在冰心自己的文字裡，也曾提到過她的父親被族人請回故鄉一事，可見這篇小說的人物以超，是以她的父親作模特兒，而這篇小說敘述的故事和情節，是以她父親返回故鄉祭掃祖墳一事作為構思的依據的。因此可以說，這篇小說的產生，來源於謝葆璋口述給女兒的返鄉回憶：

　　我記得在1911年到1912年之間我們在福州的時候，橫嶺鄉有幾位父老，來邀我的父親回去一趟。他們說橫嶺鄉小，總是受人欺侮，如今族裡出了一個軍官，應該帶幾個兵勇回去誇耀誇耀。父親恭敬地說：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沒有兵，也不可能帶兵去。我還記得父老們送給父親一個紅紙包的見面禮，那是一百個銀角子，合起值十個銀元。父親把這一個紅紙包退回了，只跟父老們到橫嶺鄉去祭了祖。1920年前後，我在北京《晨報》寫過一篇叫做《還鄉》的短篇小說，就講的是這個故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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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我的故鄉》

　　冰心是想借著這個故事，寫出我國南方一隅的農村生活的艱辛和困苦：「連婦女孩童都是終年忙碌，遇見荒年，竟有絕食的時候。至於醫藥一切，尤其不方便，生死病苦，聽之天命，以超十分的可憐他們，眼淚幾乎要落了下來。」同時借著這個故事，寫出農民們思想上的落後與保守：當以超勸說這些族人們把辮子剪掉（這已是辛亥革命以後了），他們卻答以：「割辮子就不好戴笠子了」作遁詞，不肯剪；以超勸說這些族人們讓自己的子弟們去讀書，他們卻答以：「我們莊稼人，念書是沒有用處的，地裡的事還忙不過來呢」；以超勸說這些族人們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栽些樹木，他們又答以：「一位地理先生說過的，栽些樹木，便破了風水了」。這些人的生活很苦，生老病死，都聽之於天命，但卻因循守舊，不思變革。這使對他們的困苦懷著悲憤的同情，而對他們的愚昧又懷著無可奈何的心情的以超，十分的矛盾：「小村野地，在那月光之下，顯得荒涼不堪。

　　以超默默的抱膝坐著，回想還鄉後這一切的事情，心中十分懊惱，又覺得好笑。一轉念又可憐他們，一時百感交集，忽然又想將他的族人，都搬到城裡去，忽然又想自己也搬回這村裡來，籌劃了半天——一會兒又想到國家天下許多的事情。對著這一抔一抔的祖先埋骨的土丘，只覺得心緒潮湧，一直在墓樹底下，坐到天明」。

　　這種令以超又可恨又可憐的思想與生活方式，恐怕不僅僅是存在於中國的農村，即使是在中國的城市，這種愚昧和保守，也仍舊是普遍地存在著。

　　在開明的父母親的薰陶和教育下長大，自己又在中學和大學預科學習了自然科學的知識，本人又曾立志當一名醫生的冰心，她在群眾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仍然處於愚昧的狀態，相信迷信、相信占卜的風氣還普遍存在於中國的家庭生活之中的時候，卻寫了一篇歌頌科學、歌頌西醫西藥、肯定精神因素對於人的生理機能會產生影響的小說《骰子》。

　　冰心在這篇小說裡，借用了一個老太太的病情，從沉重到康復的簡單而又簡單的故事，說明了相信迷信占卜的壞處；並對那些留著長長的指甲，手上身上都不潔靜的中醫，提出了含蓄的批評。而對那位懂得科學的規律，懂得治療生理的疾病，要以治療精神的鬱結一齊下手的西醫，表示了讚賞；尤其是對那一個正在接受著新式學校的教育，聰明、懂事的小姑娘雯兒——病老太太的孫女兒，利用奶奶的迷信思想巧施小計，為她治癒了心病的小學生，更是表現出了由衷的喜愛之情。

　　年輕的冰心，在一兩年的短短的時間裡，寫出了為數不少的小說。十餘年之後，她在為自己的全集所寫的《自序》裡，曾經概述過她寫作問題小說前前後後的經過：「放園表兄覺得我還能寫，便不斷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幾種新出的雜誌給我看。這時我看課外書的興味，又突然濃厚起來。我從書報上，知道了杜威和羅素，也知道了托爾斯泰和泰戈爾。這時我才懂得小說裡是有哲學的，我的愛小說的心情，又顯著的浮現了。我醞釀了些時，寫了一篇小說《兩個家庭》，很羞怯的交給放園表兄。用冰心為筆名」。「稿子寄去後，我連問他們要不要的勇氣都沒有！三天之後，居然登出了。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創作，覺得有說不出的高興，放園表兄又竭力的鼓勵我再作。我一口氣又作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問題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姐姐》之類」。「這時做功課，簡直是敷衍！下了學，便把書本丟開，一心只想做小說。眼前的問題做完了，搜索枯腸的時候，一切回憶中的事物，都活躍了起來。快樂的童年，大海，荷槍的兵士，供給了我許多的單調的材料。回憶中又滲入了一知半解，膚淺零碎的哲理。第二期（1920—1921）的作品，小說便是《國旗》，《魚兒》，《一個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無限之生的界限》，《問答詞》，等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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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全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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