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2)_學達書庫

二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國，就在上海定居下來。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向報刊投稿，後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地來向我要文章。我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樓上，我住樓下。我自小害怕交際，害怕講話，不願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靜，不讓人來打擾。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將原稿放在書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例如短篇《狗》就是這樣寫成、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現在的。」最初幾年中間我總是埋頭寫八九個月，然後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歲才結婚。我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隨筆」。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裡，不停地寫作。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我不停地寫著。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裡，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著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著我寫出更多的小說。」這就是我作為「作家」的一幅自畫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發生的戰爭，使我換了住處，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停止寫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歡日本小說，想學好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月。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裡「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時，我根據幾個月的經歷寫了三個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學習日語的勁頭也沒有了。因此我今天還在收聽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日語講座，還不曾學好日語。

　　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編輯工作。我編了幾種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方面。寫作的時間少了些，但青年時期的熱情並沒有消減，我的筆不允許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我離開上海去南方，以後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我的筆從來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這樣寫完的。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窩」，就被迫空手離開這個城市，隨身帶一些稿紙。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處奔波，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在一些地方買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寫《憩園》時在皮包裡放一錠墨，一枝小字筆和一大疊信箋，到了一個地方借一個小碟子，倒點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便坐下寫起來。這使我想起了俄羅斯作家《死魂靈》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裡寫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從貴陽旅館裡寫起一直到在重慶寫完，出版。有一夜在重慶北碚小旅館裡寫到《憩園》的末尾，電燈不亮，我找到一小節蠟燭點起來，可是文思未盡，燭油卻流光了，我多麼希望能再有一節蠟燭讓我繼續寫下去。……那種日子的確不會再來了。我後來的一部長篇小說《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種譯本，這小說雖然是在戰時的重慶開了頭，卻是在戰後回到上海寫成的。有人說這是一本悲觀的小說，我自己也稱它為「絕望的書」。我描寫了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死亡，來控訴舊社會，控訴國民黨的腐敗的統治。

　　小說的結尾是重慶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國尼斯有一位女讀者拿了書來，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就寫著：「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痛苦。」過去有一個時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這本書，但是後來我忽然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希望的書」這樣的話，這對我是多大的鼓勵。說得好。黑暗到了盡頭，黎明就出現了。

　　中國人民得到了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不好）。我想用我這枝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寫得比較少。有一個時期（1952年），我到朝鮮，在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一個長期關在書房裡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衝擊，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指戰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因為我新近從祖國來，他們對我格外親熱。在這個鬥爭最尖銳的地方，愛與憎表現得最突出，人們習慣於用具體行動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天天都有。這些大部分從中國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以吃苦為榮，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為幸福，到了關鍵時刻，他們爭先恐後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我無法制止內心的鬥爭。我經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寫《第四病室》的時候，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的那句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我愛上了這些人，愛上了這個環境，開始和他們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寫作。我離開以後第二年又再去，因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蹟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來，還準備再去，但是別的工作拖住了我，我離開鬥爭的生活，舊習慣又逐漸恢復，熟悉的又逐漸變為生疏，新交的部隊朋友又逐漸疏遠，甚至聯繫中斷。因此作品寫得不多，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經常出國訪問，發表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讚美新社會、新生活的散文。但這些竟然都成為我的「罪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當作「大文霸」和「黑老K」關進了牛棚，受到種種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給剝奪了一切公民權利和發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個時期我的確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我認為自己是「罪人」，我的書是「毒草」，甘心認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準備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還跟大家一起祝過林彪和江青「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決心拋棄寫作，認為讓我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傳達室裡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寫了那些書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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