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31)

一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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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殞落，舉世哀慟。

　　海外的華人紛紛集會，悼念這位空手創共和，大名垂宇宙的世紀偉人。1925年4月12日這天，蔡元培專程從漢堡趕往倫敦，出席駐英中國使館舉行的孫中山追悼大會。並為法國裡昂中、法人士舉行的追悼大會。寄去了專門趕寫的《孫逸仙傳略》。孫先生的死，使他又一次陷入了悲哀和迷惘之中。他想到了中國的命運，又開始在十字路口徘徊起來。而蔣夢麟和北大評議會催他回國的信函，也接連不斷地追逐而來。蔣夢麟說蔡公一別已快兩年，北大同人極盼先生早日回校主政。又說教育總長已換成章士釗，那位您發誓不與合作的彭某人終於下臺了，蔡公也該回來看看您的幾千弟子了。究竟回不回去呢？他又猶豫不決起來。就在這時候，傳來了章士釗禁止學生在國恥紀念日舉行紀念活動，出動軍警逮捕學生十八人，打傷多人的消息。又傳來魯迅為了支持女師大學生的護校行動，已被這位當年的老友開除出了教育部。緊接著，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五卅慘案」，北大全體教職員組織了滬案後援會，與他電函不斷。他也拍案而起，憤而寫下了《為國內反對日、英風潮敬告列強》的長文，並譯為英、法、德等國文字，分送西歐各國報刊發表，強烈要求懲辦兇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當我們悵望1925年的星空，你會欣喜地發現，透過國共兩黨激昂的論辯聲，還有許多自由的星座，用生命在夜空爭相輝映，流星般一閃而過。

　　梁啟超和康有為早已成了昨日黃花。梁啟超從歐洲回國後，就集中精力教書和寫作，滿足于與妻子兒女們過著相當簡樸的生活，遠距離地發揮著政治影響。而康有為這塊老石頭絕非真正如此，他先參與張勳復辟，後又對吳佩孚大獻殷勤。為了給無休止的軍閥混戰的中國尋找新的政治秩序，康有為花去了自己一半以上的收入，主要用於和軍政首腦進行交流的電報和其他通訊費用。他與當時的頭面人物進行的這些曠日持久的商談交涉，目的就是想把孫中山排除在新政權的基礎之外。康有為一向懷疑孫中山，不喜歡國民黨的手段和目標。他始終仇視辛亥革命，也喜歡向世人叫窮。在上海，康有為不得不供養著一個大家庭。包括五個不同年齡的妻妾，六個尚未出嫁的女兒，二個小兒子，十個女傭和奶媽以及三十個男僕。他是一位頗有功底的書畫家，可是為了應付這些人的開銷，他每月非得有二千元以上的收入不可。為此我們的康聖人也只好出賣自己的墨寶，做點絕版古書和古玩交易。典賣在杭州、青島和上海的房產，並通過代理人經營江西農村的大量私田。鄉下的田產尤其令他頭痛，由於農會的煽動和當地土匪的騷擾，不斷使他失去了賺取可觀利潤的機會。他為此喋喋不休地向中外記者們抱怨，要他們證明一點——中國沒有從辛亥革命中得到絲毫的進步和好處。

　　而一些年輕的自由知識分子，卻試圖擺脫康、梁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含糊不清的思想陰影。他們認為人類的社會和抱負應該是多元的，他們喜歡把世界歷史分為西方的、中國的和印度的三大模式。梁漱溟就舉例比較過這三種文明的不同之處，他說假如人的意欲是以屋遮身，而實際面對的又是一間破屋，這時，西方人會推倒破屋而建新屋，中國人會小心翼翼地修茸舊屋，而印度人可能會乾脆放棄以屋這身的欲望。他和梁啟超一樣，根本不相信不同文化的交融會產生出新的文化。他是一位頑固而虔誠的東方文化的守望者，以一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新著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而一度狂飆突進的郭沫若，也曾帶著兒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誦著泰戈爾的詩，渴望人類能在皓皓的月華下，重新回到純潔的孩童時代。

　　徐志摩一度成為二十年代最走紅的風流詩人。他常和一些年輕的文人，在杭州和常州的風景區閒談、郊遊和歡宴。翟秋白也不時放下在上海的工作，趕來參加他們的聚會。因為他的叔父瞿菊農早已成了徐志摩的好友。雖然兩個人的觀點完全不同，但他們還是友好地見面了。那還是1923年10月的一個下午，徐志摩剛在西子湖畔吃完午餐，正與一班朋友談論斐德的《詩論》。他對翟秋白蒼白的臉上那種明顯的病態感到震驚，一種憐憫之情油然而生。而年輕的革命家霍秋白也充滿擔擾地望著這批小布爾喬亞，他認為這些青年朋友完全生活在虛幻的意境裡，沉迷於凱瑟琳 ·曼斯菲爾德的感傷小說中，他們崇拜泰戈爾，相信愛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種虛幻的田園詩般的膚淺說教。這種生活與一個充滿剝削和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是格格不入的。他們似乎把世界看得如同西湖一樣美妙了，他試圖喚醒他們，西湖的平靜只是虛幻的晨霧，很快就會散去。

　　泰戈爾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了中國，他是應徐志摩、梁啟超和張君勱以講學社的名義邀請來華演講的。在此之前，徐志摩隨同一批文友遊覽了常州城外的天寧寺。寺內的鐘聲、磬聲。鼓聲、佛號聲，匯合成一種寧靜的聖靈之光，他在一種異樣的意境裡聽到了詩哲的召喚。他終於寫下了一首氣勢磅礴的讚美詩，作為獻給泰戈爾訪華的前奏曲。

　　……
　　我聽見了天寧寺的禮懺聲！
　　這是哪裡來的神明？人間再沒有這樣的境界！
　　這鼓一聲，鐘一聲，磬一聲，木魚一聲，佛號一聲……樂音在大殿裡，
　　迂緩的，漫長的回蕩著，無數衝突的波流諧合了，無數相反的色彩淨化了，
　　無數現世的高低消滅了……
　　這一聲佛號，一聲鐘，一聲鼓，一聲木魚，一聲磬，諧音磅礴在宇宙間——
　　解開一小顆時間的埃塵，收束了無量數世紀的因果；
　　這是哪裡來的大和諧——星海裡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籟，真生命的洪流；
　　止息了一切的動，一切的擾攘；
　　在天地的盡頭，在金漆的殿椽間，在佛像的眉宇間，在我的衣袖裡，
　　在耳鬢邊，在官感裡，在心靈裡，在夢裡，……
　　在夢裡，這一瞥間的顯示，青天、白水、綠草，慈母溫軟的胸懷，
　　是故鄉嗎？是故鄉嗎？
　　光明的翅羽，在無極中飛舞！
　　大圓覺底裡流出的歡喜，在偉大的，莊嚴的，寂滅的，無疆的，
　　和諧的靜定中實現了！
　　頌美呀，涅槃！讚美呀，涅槃！

　　在隨後的幾個月裡，泰戈爾由徐志摩陪同一路講演。雖然他受到了許多學生的尊敬，也常常應邀出席小型宴會的款待，但是，從一開始他的訪問就招來了一些嘲笑和抗議。就在他抵達上海的那一天，現代小說家茅盾在報紙上正告那些湧向碼頭的歡迎者，千萬不要被他的「東方文化」和「靈魂的樂園」等說教所迷惑。這位當年的北大學生激昂地呼籲：

　　「我們以為中國當此內憂外患之際，處在帝國主義和軍閥專制的雙重壓迫之下，惟一的出路是中華民族的國民革命。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惟有像吳稚暉先生所說的『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們也趕鑄了機關槍打回去』，高談東方文化實際上等於『誦五經退賊兵』！而且東方文化這個名詞是否能成立，我們還懷疑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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