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62)

六二

　　緊接著，本子上又出現了羅家倫、顧頡剛、俞平伯、康白情、毛子水、範文瀾等一大串響噹噹的名字。

　　他們好像不是來看報的，而是找這清靜之地商量《新潮》的辦刊宗旨和創刊號的稿件。他們圍坐在長桌兩邊，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毛澤東側耳靜聽，羡慕地注視著每個人的表情和發言。還是傅斯年果斷，三言兩語就把要點講清楚了：

　　「蔡先生已為我們書寫了刊名，並批准每月撥二千元作辦刊經費。我考慮了很久，覺得該雜誌的宗旨應該有三點。一是批評的精神，二是科學的主義，三是革新的文詞。不知諸位意見如何？」

　　青年人個性都很強，一下子又提出了許多建議。毛澤東頓時來了興趣，他想起今年四月創辦新民學會時，他提出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見都是同齡人，便大膽地站起來開始了插話。

　　沒想到他還沒說完一句話，傅斯年就惱怒地問羅家倫：

　　「這人是誰？說一口難聽的湖南土話。」

　　羅家倫不屑地回轉身，教訓起毛澤東來；

　　「記住！你的工作就是管好登記本，沒看到我們正在談正事嗎？少來打岔！」

　　最可鄙的還是那位毛子水，冷冷地刺來一句，令毛澤東猶如萬箭穿心，面色頓時蒼白起來。

　　「哼！也不看看自己身份，這裡輪得上你說話嗎？」

　　毛澤東是何等自尊之人，在湖南一師時他是公認的學生王，從來沒受過這種侮辱。他那有力的手掌終於慍怒地折斷了那支鉛筆，「啪！」地摔門而去。

　　範文瀾因經常來圖書館，與毛澤東較熟，慌忙趕出來一把拉住了他，好言勸慰道：

　　「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青年人容易衝動，千萬不可當真呀！」

　　毛澤東憤憤然一甩手說：「我總算領教了『新潮社』老爺們的民主和平等，記住，我這一輩子都發誓不改湖南腔！」

　　因下班時間未到，他只好在門口來回徘徊。當裡面散會時，出來的每一個人都討好地向這位倔強的工友點頭致歉。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經範文瀾一提醒，他大度地握住毛澤東的手，搖了搖說：

　　「這件事就讓它過去吧，唉！我們實在太忙了。聽說你在《新青年》還發過文章呢？咱們今後抽空再聊吧！」

　　毛澤東和蔡和森此時已搬出楊家大院，與湖南學生租了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的一座簡陋小院。由於八個人擠在一起睡覺，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每人只能占一塊方磚寬的地方，常擠得筋骨發酸。夜裡有事起來，還要輕聲招呼左右的人。那天他回去一說，眾人都很氣憤。覺得就連堂堂的北大，都如此等級森嚴，更何況其他學校呢？

　　在這個秋涼如水的月夜，毛澤東卻失眠了。他抽著煙來到院子裡，見房東大嫂的東房還亮著燈。這是一位很靦腆的中年婦女，發現湖南人不會做麵食，常鬧笑話，就動手教他們做飯。他是個特別敏感的人，又想起了一件不算愉快的小事。

　　毛澤東在讀書時就對哲學發生了興趣，聽說胡適以《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義編了本專著，還請蔡元培寫了評價很高的序文，準備交商務印書館出版。記得一個週末的下午，哲學系研究所搞了一個小型的學術講座，請胡適談談此書的與眾不同之處，毛澤東也欣然趕去旁聽。這次講座辦得很活躍，由留校的第一批研究生馮友蘭主持。

　　馮友蘭相貌堂堂，有點正人君子的味道。他的發言令毛澤東大開眼界，從心底裡佩服胡適治史的那種革新精神。

　　馮友蘭說話時胡適就坐在旁邊，左手托著下巴，面露得意之態。

　　「胡先生以前的哲學家們，無論有沒有新的哲學思想，著書時基本上都是用注釋古代經典的形式表達的。所以都把經典的原文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胡先生的這部書，卻把自己的話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把引用古人的話，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這表明，封建時代的著作，是以古人為主。而胡先生的著作，是以自己為主。這也是胡先生的革新精神在史學中的自然流露。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全書全用白話，並採用新式的句讀符號和標點符號。這在我國學術史上，應該說是一個創舉。守舊的人以為，提倡白話者，大約都是不會讀古書寫文言文的人。不料提倡白話的胡先生竟能讀古書，而且瞭解古書的眼光，絕不讓於清代的乾嘉學者。這無疑是對守舊派國故家們的一種示威，也更增加了白話文運動的聲勢。」

　　胡適見好話都被這位學生說完了，就換了個話題談起實證主義，還透露了杜威明年要訪華的消息。最後，留出時間讓大家提問題。毛澤東就舉起手提了個問題，好像是問杜威的實證主義與他這部書的關係。也許又是聽不懂他的鄉下話，也許因為自己是個沒有註冊的旁聽生，反正胡適飛快地問清了他的身份後，就又管自己滔滔不絕地演講下去。臨別時，他熱情地一一與人握手，包括自己，卻一句不提剛才的事。

　　毛澤東悵然長歎了一聲，悟清了一個道理。夜空中，他把目光投向了蒼茫大地，自言自語地說：

　　「看來中國的所謂名流學者，一旦成為權威就以救世主自居。對待下等人，就會拿出地主對待佃農的腔調。唉！翻開幾千年的史書，居然沒有一本書是為我們的農民寫的。可是這幫貴族老爺們恰恰忘了，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中國是個農業國家啊！我今後一定要為農民寫一部拯救他們出苦海的大書！」

　　果然，他在半年後返回湖南創辦了《湘江評論》，豪邁地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發出了史詩般的宣言：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如果追溯起這種狂飆突進的激憤情緒，可能與他在北大的最初遭遇有關。誰都知道，在他今後漫長的政治生涯中，從來就沒有對那些獨立的自由派知識階層，有過絲毫的好感和同情。

　　10

　　一個巨大的喜訊，掠過茫茫大洋，震驚了世界：

　　「德國戰敗了！協約國勝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的消息，令千瘡百孔的中國舒緩出一口長氣。知識界和老百姓歡欣鼓舞，各派政治勢力，各種黨派，包括東交民巷裡的各國使團，又開始了緊張的盤算和新一輪的交易。

　　教育界首先激動起來。11月14日，經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一個叫歐戰協濟會的組織發起了聲勢浩大的集會遊行。北京城裡六十餘所大、中、小學校的三萬名學生，在高奏的軍樂隊開道下，歡呼著穿過大街湧向東交民巷。各國公使和友邦人士都站在使館前鼓掌歡迎，對中國民眾的愛國熱情真是感歎不已。最後，遊行隊伍齊集在天安門廣場，推選蔡元培擔任大會主席，主持演講會。美國、英國和法國公使，都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

　　那天他回家很晚了，雖兩腿發酸，卻興奮得面頰發燙，兩眼放光。黃仲玉正等著他吃飯，見菜涼了，又去熱了一下，還為他燙來一壺醇香的紹酒。

　　蔡元培先和她痛飲了一杯，高興地說：

　　「哈！公理總算戰勝了強權。這次協約國的勝利，證明了我早年提倡的『互助論』，是代表人類大同理想的。為了慶賀勝利，我已決定北大於明後兩日在天安門舉行群眾演講大會。哎！仲玉，你能否為我挑一件像樣的衣服。我和仲甫、守常、胡適，還有馬寅初、陶孟和等人都要登臺亮相呢！」

　　黃仲玉苦笑著歎了一聲，放下筷子，去屋裡取出一張記帳單，臉色為難地遞了過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