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

一

　　第一章　單身北上（1916）

　　《中華新報》北京專電：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一日抵達北京，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先生現暫住觀菜園陳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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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民國五年的北京，這是個相對寧靜的冬天。

　　連日的寒流挾帶著百年不遇的風雪，呼嘯著張開彌天的雪幔，掠過皇城侯門森嚴的朱牆碧瓦，撲向曲裡拐彎的舊式建築群。恍如一位威力無比的天神，肆虐地洗滌著塵世的污垢和喧鬧。一切的欲念，一切的聲響，包括不久前那幕在紫禁城草草收場的「登基」鬧劇，都悄無聲息地湮沒在這片潔淨的雪域裡。我們這座久經劫難的古城，終於像一位疲憊的老人，趁著歲末的靜謐，沉沉地打上一個長盹。

　　此刻，晨曦顯得還很黯淡。白茫茫的前門外大街上，隱約可見一位長者的身影踽踽而行。這是一位膚色發黃，顴骨方正的外鄉人，長著中等身材，在寒風中光著個腦袋，穿一身半新不舊的棉布長袍。厚厚的積雪中，他走得很慢，不時地呵口熱氣搓搓凍紅了的手，打量一眼兩旁略顯生疏的街景。川流的人群裡，誰也不會想到這位面色和藹相貌平平的外鄉人，是一位剛從歐洲回來的大學者。更不會想到，他與這座城市那種千絲萬縷的關係。也就是四年前，那位權勢顯赫風雲一時的鐵腕人物袁世凱，曾以迎接元首的禮遇，破例為他打開了大清帝皇出巡時通行的正陽門，歡迎這位南方臨時政府派出的「迎袁專使」。

　　這真是清末民初晦暗歲月中一個難得亮麗的日子，北京車站和東交民巷為他那陣容強大的使團高搭起繽紛的彩棚，懸掛於大街兩旁的五色旗，給傾城而出的市民帶來了一線憧憬。歷史有時真像一幕荒誕劇，那位妻妾成群，謀士如雲，把玩各種政治勢力得心應手，還費盡心機想過一回帝王癮的洪憲皇帝，竟垮得比他那些準備登基後御用的瓷器和袁大洋還快。而他這位最終亮出不合作旗號，與幾位總長一氣辭職出走的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又因一紙電文踏上了歸國的海輪，毅然隻身北上。

　　今天，應該說是個喜憂交加的日子。1916年12月26日的陽光，暖暖地投在雪地上，映出淡淡的胭脂紅。那位被北洋軍人政權玩偶般幾經擺設，剛在東廠胡同官邸宣誓就職的大總統黎元洪，已正式任命他為北京大學校長。一路上，他的心卻很沉，眉宇間彌漫出凝重的憂慮。這位與康、梁同時代的前清名翰林，這位對本世紀的中國思想界將產生巨大影響的先驅人物，儘管一生出任過無數重要職務，但從骨子裡透出來的，還是一股濃濃的書生氣。那個戊戌變法失敗後縈繞心頭的教育之夢，一直是他這些年四處奔波，一次次出洋留學考察的精神動力。他要出長的將是由大清朝京師大學堂演變過來的全國最高學府，一座在軍閥盤踞下的北京日趨頹敗的衙門式舊學堂。光憑他單槍匹馬地進去，能行嗎？

　　他終於按著朋友說的地址，摸到一家旅社門口。扶起眼鏡看了看招牌，正是要找的中西旅館，不禁籲了口長氣。他起了個大早踏雪而來，就是想見一個人。此公雖不是貴胄名宦，卻關係到這次出山的成敗。他顧不上撣去肩頭的寒霜，一把撩起門簾，興沖沖地走了進去。

　　茶房見來者氣度儒雅，是位忠厚長者，忙小心地過來侍候。他要找的客人姓陳，是陪同一位姓汪的朋友從上海來辦事的。茶房陪他來到一扇緊閉的房門前，說客人夜裡看戲睡晚了，還沒起床呢。茶房有點殷勤，想去敲門，卻被他用手勢勸住了。他只要了張木板凳，就心安理得地在門口坐了下來。

　　三個月前，他收到了駐法國公使館轉來的北京政府教育總長范源廉的電報。這位他當年的舊部，終於隨著袁世凱的覆亡而再次出山。他倆可為情投意合，肝膽相照的老友。在唐紹儀內閣時，是他請范源廉做次長的。兩人中他偏重理想，範君擅長事務，合作得非常默契。范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會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會有好大學？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頓好小學。他卻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頓好大學。兩人說完啞然失笑，一句話，就是從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得進行整頓。範君是在他辭職後繼任教育總長的，他就職後曾鄭重聲明，凡蔡先生制定的教育宗旨悉當遵行，以所謂的「蕭規曾隨」，一時傳為美談。幾年不見，他的電文仍充滿著敬仰之情。

　　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師表群倫。海內人士咸深景仰。用特專電敦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早日回國，以慰瞻慮。君行在即，先祈電告。

　　他是在這一年的秋天，與吳玉章一起乘船由馬賽回國的。在他看來，隨著袁世凱在一片唾駡聲中病恨而死，時局已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那位羽翼豐滿，曾經用當年袁氏對付革命黨人和清廷「兩面威嚇」的招法，逼迫主于交權的段祺瑞，自認為可以趁勢登上總統寶座。沒想到當時的北洋集團內部和西南護國軍，以及南北方大大小小的山頭，並沒有完全把這位皖系首領放在眼裡。出於無奈，他只得暫時推出黎元洪接任大總統。他原以為對方只是個傀儡和擺設，一開始就擺出了一副重兵在握頤指氣使的派頭。然而，他做夢也沒有料到，這位在袁氏手中優柔寡斷，言語謙卑的馴眼工具，也居然真的拉開了大總統的架式，向這位縱橫捭闔的鐵血總理過問起軍國大事。他們之間的關係，終於化成民國史上一場激烈的總統府與國務院的衝突，被好事的歷史學家稱之為「府院之爭」。1916年的夏天真是個熱鬧非凡的季節，經過二十多天吵吵鬧鬧的較量，國會中的民主勢力又暫時占了上風。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終於明令恢復了民國初年的《臨時約法》，早已名存實亡的共和制好像又出現了一線曙光。孫中山、黃興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紛紛相約回國，一些浙江籍議員還發電給遠在法國的他，說是要推選他當浙江省督軍。

　　他乘坐的法國郵船是11月8日抵達上海的。他帶著一個多月的風塵攜妻兒剛到惠中飯店，就聽到一個驚人的噩耗。昔日同盟會的軍事首領，四十三歲的黃興黃克強已於八日前不幸病逝。他於翌日清晨匆匆趕往福開森路黃興靈堂弔祭，也就是在他剛走進靈堂時，又一道急電傳到了上海：西南護國軍蔡鍔將軍于昨日辭世。上海的革命黨人終於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接連幾天裡，他與孫中山、唐紹儀、胡漢民等以主喪友人的名義照料一切，接待包括黎元洪特使在內的中外人士。面對著神情黯淡，面容憔懷的中山先生，他突然意識到了肩頭的責任。以前他聊以自慰的是，儘管孫先生一生挫折，屢戰屢北，但憑藉身邊擁有宋教仁、黃興這文武兩大主將，再造共和的偉業還是充滿著希望。在他眼裡，宋教仁是繼孫先生外，真正具有黨魁才識的人。辛亥革命後，眼看著大總統寶座將拱手相讓，許多人痛心疾首。宋教仁卻冷靜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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