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25)_鄧先明

二五

　　當農民發生水旱災荒，莊稼歉收時，都要蠲免賦稅，賑災救濟。即使豐年無災荒，也要擇地瘠民貧的地方特別優免。災重地區，除免除賦役外，另由官府貸米，或是賑米佈施給鈔。各地備設預備倉，由地方耆老經管，儲備大量糧食以備救濟。災傷州縣，如地方官不報告的，特許耆民申訴，處地方官死刑。洪武二十年又手令戶部，地方官有權在饑荒之年，先發庫存米糧賑濟，事後呈報，立為永制。洪武三十年間，共計賞賜民間布鈔數百萬米百多萬石；蠲免租稅不計其數。

　　凡是地方官貪酷害民，為非作歹的，許以人民到京師上訴。《大誥》說：今後所在布政司府州縣，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知其詳。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詞排陷，一時不能明其公心。遠在數千里，情不能上達，許本處城市鄉村耆宿赴京面奏，以憑保全……民間若不親發其奸頑，明朕有德，朕一時難知，所以囑民助我為此也。若城市鄉村有等起滅詞訟，把持官府，或拔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許四鄰及合郡人民指實赴京面奏，以憑祛除，以安吾民。

　　甚至鼓勵鄉民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綁赴京師：

　　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裡之間者，許城市鄉村賢民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為民除害者，合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閑之吏，綁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吾民，敢有邀截阻當者梟令。赴京之時，關津渡口毋得阻當。

　　當然，農民的處境並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改善，農民的負擔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減輕。因為代表政府意志的裡甲長乃是當地的地主豪族，他們必然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去設身處地的為農民著想。朱元璋自己也明白：「民間灑派包荒詭奇移丘換段，這等俱是奸頑豪富之家，將次沒福受用財富田產，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境內本無積年荒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污吏，及造冊書算人等，當科量之際，作包荒名色，征納小戶……以此靠損小民。」加上朱元璋認為：「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複役其家，則尹人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不但見任官，鄉紳也享受這種特權。連在學的學生生員之家亦有差役優免。這些優免的負擔對於國家來說不可能取消，也只能轉嫁到無權無勢的貧苦農民頭上去。官僚貴族越多，士大夫越多，農民的負擔就越重。農民兄弟起義之初意圖實現的經濟政治平等的目標，算是徹底失敗了。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早已背叛了本階級，他要維護的仍是幾千年的儒家傳統君臣關係和倫理道德，他所代表的只是新貴族新官僚新地主的權益。他告誡子民：「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倡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不然，「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五、網羅特務　嚴密監視人自危

　　重用特務為其政治經濟軍事服務，監視控制危險分子，監聽臣屬幕僚的言行舉止，發現糾舉子民的危險傾向，這是朱元璋政治的一大特色。由檢校而錦衣衛，特務網絡遍佈全國，特務組織日益完善，特務活動異常活躍。

　　檢校是早在朱元璋佔領南京之初就已經設立的，「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

　　一般由文官擔任。最著名的頭目有高見賢，和僉事夏煜、楊甯、淩說一起專門告發別人隱私。兵馬指揮丁光眼巡衛生事，凡是沒有路引的，都捉拿充軍。楊甯曾以左右司郎中參贊浙江行省左丞李文忠軍事，元璋囑咐：「李文忠是我外甥，年輕未歷練，地方事由你作主，如有差失，罪只歸你。」後來楊寧就告訐李文忠用儒士屠性孫履許元王天錫王禕干預公事，屠性孫履被殺，其餘三人充軍，楊寧因之得寵，曆升至中書左丞。元璋有意令他做宰相，楊甯就和淩說高見賢夏煜等人在朱元璋面前大肆抵毀宰相李善長。由此得罪京中淮官，淮人合力反攻楊寧：「排陷大臣，放肆為奸。」楊寧終以告訐被誅。其他幾個頭目也都先後被殺。

　　也有親衛軍官作檢校的。如龍鳳五年派帳下衛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將歐平章動靜，以斷歐家門前二石獅尾為證，朱元璋佔領袁州後，查看果然不錯。

　　又如心腹親隨毛驤和耿忠。毛驤從官軍千戶積功到都督僉事，掌管錦衣衛，提典詔獄；耿忠奉派到江浙等處訪察官吏和民間疾苦，積官到錦衣衛大同指揮史。

　　但均不得善終。

　　也有和尚被選拔作檢校的。吳印華克勤等人，都還俗作了官，充作皇帝耳目，報告外間私人行止。後來又對劉基徐達李善長周德興等人大肆誹謗，無惡不作。

　　甚至對鄉村裡甲也被賦予巡檢的權利。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知丁」就是監視的意思。對於鄰里鄉親的出入遠行必須隨時掌握和報告，若發現圖謀不軌者，必致鄰里連坐。用法律手段強迫每一個人都成為政府代表執行調查、監視、告密、訪問、逮捕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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