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93)_朱東潤

九三

　　淮是淮安府，鳳是鳳陽府，是現在江蘇、安微兩省淮河流域的地方。居正說，「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盡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聖心。」

　　神宗慨然道：「依先生每議處。」

　　「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居正說。「臣等每奏災傷，皇上即惻然閔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慨然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聖衷，無日不以憂民為心，安民為事，四方奏乞蠲貸，擬旨允行者無月無之。」居正對於外省底不能奉公盡責，憂國憂民，非常憤激，他不斷地指摘道：「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君養民之責，故虞舜諮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坐視民虞，痛癢不相關，如作舟疏雲『報災』則曰『不敢報』，此何不敢報之有！又雲『請賑』則日『不敢請』，此何不敢請之有！不過推調支吾，歸怨君上，何嘗有憂民之心？即如積穀一事，屢奉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有自理贓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則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為此輩若遇聖祖，不知當以何法！」

　　神宗說：「有司為民害者，當著實重處。」

　　居正看到神宗怒形於色，當即說道：「今後有犯者，當如聖諭。」於是他又從容說：「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畿輔之地，雨澤愆期，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賦稅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皇上量入為出，加意撙節，如宮中一切用度，及服禦之類，可減者減之，賞來可裁者裁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為尤大乎？」

　　「然，」神宗說。「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無所增加。」

　　「皇上所謂常例者，」居正說，「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暫行，明年即據為例，非祖宗舊例也。臣不暇遠引，如嘉靖中，世宗皇帝用度最為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餘積，隆慶初年冬，余庫尚余百余萬。今每歲金花銀百二十萬，每按季預進，隨取隨用，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為國家長久之慮，不敢不盡言，惟皇上留神省察。」（奏疏十《文華殿論奏》。對話用原文。）

　　居正這一次議論，從救災到節用，論點不斷地轉移。但是不能節用，便談不到盈餘，沒有盈餘，當然說不上救災，前後自有一貫的道理。在節用方面，居正指出兩點，他希望節省服禦賞賚，同時他也希望禁止施捨。神宗撇開禁止施捨一面，只談服禦賞賚，居正便從這一方面，和神宗起了一點小小的爭執。神宗說這是舊例；居正說這只是神宗自己底舊例，不是祖宗底舊例。他證實神宗底揮霍，最後告以「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但是關於施捨方面，神宗避免討論，居正也不追問。為什麼？因為這是慈聖太后之事，其實與神宗無涉。

　　慈聖太后究竟是一個婆婆。穆宗在位的時候，她就想起要做一些功德，福國裕民。萬曆元年，慈聖太后和神宗說，要建豚州胡良河、巨馬河兩條大橋。神宗對居正講了，居正說道：

　　「時絀舉贏，古人所戒：皇上即位之初，一切更當與民休息，建橋太勞民，且費巨，誠恐有司亦不能辦。奈何？」

　　「聖母自己出錢募工，一錢不取於官，一夫不取於民，」神宗說。

　　「好極，」居正叩頭說。

　　慈聖太后發內帑五萬兩，由工部派員監工，萬曆二年正月兩橋成功，共費七萬餘兩。橋工完成，慈聖太后又要在豚州建碧霞元君廟。碧霞元君據說是東嶽大帝之女，更有些荒誕。太后底主張提出以後，工部尚書朱衡和工科給事中請求停工，無效。戶科給事中趙參魯疏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濬河，鬻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奇，苟移賑貧民，植福當更大。」參魯底話，還是無效。

　　自此以後，萬曆二年建承恩寺、海會寺，三年修東嶽廟，四年建慈壽寺，五年建萬壽寺：在這些功德方面，慈聖太后一步沒有放鬆，但是居正也處處提出民生底困苦。他說：

　　夫林茂而鳥悅，洲深而魚樂，魚鳥之情，何期於林、淵哉，所寄在焉。故凡億兆之命，懸於一人。天子明聖，則生人禔福，故億兆之情，莫不願人主之壽者，斯亦魚鳥之願歸於茂林深淵也。然則，茲宇之建設，雖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財，而可以祝聖母萬壽者，臣民猶將樂趨焉，況役不民勞，費不公取，用以保國乂民，功德無量，為臣子者，其踴躍而讚頌之，詎能已耶？（文集四《敕建萬壽寺碑文》）

　　萬曆八九年間，慈聖太后又在五臺山建大寶塔寺。施捨方面，還是不斷進行，居正所說「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為尤大乎」？正是趙參魯底主張。

　　萬曆九年五月，居正奏請盡賣民間種馬，他底目的，當然還是解決當時民間的痛苦。本來明朝的馬政，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制度。除了禦馬監、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養馬以外，還有民間孳牧，也屬太僕寺管轄。從洪武年間到弘治六年，經過幾度的立法，民間養馬的額數確定了，種馬由國家分發，草料由民間供給，孳生駒數也有法定的限額。在明初芻牧地廣的時候，養馬沒有什麼困難，以後耕地擴大，牧地縮小，養馬便成為一種苛政，慢慢地走上買馬納馬的路線。買馬是向韃靼買馬以供軍用，遇到朝廷和韃靼發生戰事的時候，這是一個全不可恃的來源：納馬是捐馬授職的制度，正德、嘉靖年間，軍事緊急的時候，都曾行過，當然也不是辦法。隆慶二年，太常少卿武金主張盡賣種馬，當時兵部議定養、賣各半，種馬只剩六萬餘匹。到了萬曆九年，居正因為貢市已成，邊馬可用，這才決定盡賣種馬的辦法，解除民間養馬的困苦。但是在苑馬沒有切實整頓以前，廢止民間養馬，從國防底立場看，不能不算是可慮的事件。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