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65)_朱東潤

六五

　　這一個奏疏上去，文書官隨即口傳聖旨，「先生忠言，已奏上聖母，停止了。」皇太后和神宗對於居正，到了言聽計從的時候，居正認定自己底責任，所以不得不說。萬曆五年，整個國家的財政，已經有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居正認為國防民生，都需要很大的經費，在有餘的時候，還要計劃怎樣輕徭薄賦，使百姓們得到實在的利益。他捨不得把銖積寸累的資財，浪費在瓊樓玉宇上面。他知道這次修理兩宮，是皇太后底意思，但是為了國家著想，他決定在皇太后面前頂一下。

　　萬曆二年，《穆宗實錄》修完，神宗加恩居正，蔭一子做中書舍人，居正兩疏辭免。萬曆五年，《世宗實錄》修完，神宗因為居正是實錄館總裁，再行加恩，吩咐內閣擬敕，居正把加恩同官的敕書擬定奏上，但是沒有提到自己。神宗隨即著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

　　皇祖四十五年《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我盡知道，先生恩該首加，卻怎的不擬這敕？著令改擬了才行。

　　這一次居正在複疏裡，痛切地把自己底心境說清。他說：

　　臣以羈單寒士，致位台鼎，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親握臣手，屬以大事。及遭遇聖明，眷倚彌篤，寵以賓師之禮，委以心膂之托，渥恩殊錫，豈獨本朝所無，求之前史，亦所希覯。每自思惟，古之節士感遇知己，然諾相許，至於抉面碎首而不辭，既已存亡死生矣，而猶不矜其能，不食其報，況君臣分義，有不可逃於天地之間者乎？用是盟心自矢，雖才薄力僝侵，無能樹植鴻巨，以答殊眷，惟於國家之事，不論大小，不擇閑劇，凡力所能為，分所當為者，咸願畢智竭力以圖之！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惟務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覬恩謀利之心，斯于臣子分義，庶乎少盡雲爾。故自皇上臨禦以來，所加于臣，文武祿蔭，不啻四、五矣，而臣皆未敢領。昨以九年任滿，皇上欲授臣以三公之官，給臣以五等之祿，臣亦懇疏陳辭，必得請而後已。豈敢異眾為高，以沽流俗之譽哉？蓋素所盟誓者至重，不敢自背其初心故也。近年以來，君臣之義不明，敬事之道不講，未有尺寸，即生希冀，希冀不得，輒懷〔垂夬〕望，若執左券而責報於上者，臣竊非之，每欲以身為率而未能也。今乃以楮筆供奉之役，即叨橫恩握澤之私，則平日所以勸勉者，皆屬矯偽，人孰信之？此臣所以展轉思惟，有不能一日自安者也。臣聞人臣事君，無隱情，無二辭。今臣所言，皆已真吐肺腸，辭理俱竭，借惟皇上複申前命，臣亦不過再執此辭，而章奏屢騰，言語煩瀆，非皇上以手足腹心待臣之義也。萬仰聖慈俯覽愚衷，特賜停寢，俾臣微志獲伸，雖疏食沒齒，有餘榮矣。所有改敕一節，萬不敢擬，謹將原稿封進，伏乞聖裁施行。（奏疏五《纂修書成辭恩命疏》）

　　經過這樣地剴切陳辭，神宗只有俞允。

　　這一年神宗十五歲。皇帝和平常人不同，皇太后在這一年，已經替他定下王偉底女兒，準備舉行婚禮。中國的舊俗，婚禮便得選擇吉日，皇帝底事，自有欽天監負責。據欽天監推測，十二月大利，又說一年之中，惟利十二月，其餘皆有礙。宮內文書官傳達皇大後聖旨，一切交給居正決定。居正又遇到一個小小的困難；要在萬曆五年十二月舉行婚禮，新郎只有十五歲，新娘只有十四歲，未免太早；要到六年十二月，中間停頓一年，未免太遲，惟恐皇太后和皇上都等不及；要在這兩個時期底中間，欽天監又認為月份不利。這便怎樣呢？但是居正卻輕易地解決了。他奏明皇太后，因為英宗、武宗、世宗都是十六歲成婚，所以應當是十六歲；他說他也知道要等待萬曆六年十二月，未免太遲；因此他認為最好是明年三、四月，不遲不早，最為妥帖。欽天監不是說月份不利麼？居正說：「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皆世人俗尚，然亦有不儘然者。臣居正素性愚昧，不信陰陽選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為，時勢之可為者，即為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趨避，然亦往往誤蒙天幸，動獲吉利。況皇上為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奏疏五《奏請聖母裁定大婚日期疏》）他奏明皇太后，一切只要太后作主。隨後文書官口傳太后聖旨：「先生說的是，今定以明年三月。」這一次居正又得到一個小小的成功。

　　但是九月間，慈聖太后底難題來了。太后派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聖旨，今歲大喜，命內閣擬旨暫免行刑。明朝的制度，秋天有秋審，現在正是判罪執行的時期，眼看又要因為太后這一點婦人之仁，停頓下來。一切都和居正底主張根本背謬了。居正認為國家之亂，完全因為有心寬縱，以致不可收拾，所以他說，「天下之事以為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書牘六《與操江宋陽山》）他認為「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為矣。」（書牘八《答總憲吳公》）萬曆五年，有人和他說起孔子底話：「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季康子愁到盜賊太多的時候，孔於不曾這樣說過嗎？居正反駁道：

　　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為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非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逾於為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為非者，惟夷、由、曾、史為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邪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剚刃於上，以毒其仇而合其党，故盜賊愈多，犯者愈眾。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於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奸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皋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懦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書牘九《答憲長周松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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