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49)_朱東潤

四九

　　萬曆二年，特敕吏部「慎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去今已經一年了，但是還沒有看到成績。居正認定惟有控制各省提學官，才可以控制生員，疏稱：

　　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無敢幹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為近古。近年以來，視此官稍稍輕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之心，則務為虛譚賈譽，賣法養交；甚者公開幸門，明招請托；又憚於巡曆，苦於校閱，高座會城，計日待轉。以故士習日敝，民偽日滋，以馳騖奔趨為良圖，以剽竊漁獵為捷徑，居常則德業無稱，從仕則功能鮮效，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駸以淪失，幾具員耳。去年仰荷聖明，特敕吏部，慎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義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體訪各官，卒未能改於其故，吏部亦未見改黜一人。良以積習日久，振蠱為艱，冷面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傷於眾口，因循頹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譽于一時：故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掛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托。蓋今之從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獨學校一事而已。（奏疏四《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疏後附列十八款，日標都在振飭當時的學風，列四款於次：

　　一、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又何必別標門戶，聚党空譚！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游食無行之徒，空譚廢業，因而啟奔競之門，開請托之路。違者：提學禦史，聽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學、按察司官，聽巡按禦史劾奏；游士人等，許各撫、按衙門，訪拿解發。

　　一、我聖祖設立臥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後生員務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許家人抱告，有司從公審問，倘有冤抑，即為昭雪，其事不幹己，輒便出入衙門，陳說民情，議論官員賢否者，許該管有司申呈提學官，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眾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為首者照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為民。

　　一、廩膳、增廣，舊有定額，迨後增置附學名色，冒濫居多。今後歲考，務須嚴加校閱。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養者，即行黜退，不許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報復者，訪實拿問，照例發遣。童生必擇三場俱通者，始行入學，大府不得過二十人，大州縣不得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為少。若鄉宦勢豪，幹托不遂，暗行中傷者，許逕自奏聞處治。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為民。

　　這是居正整飭學風的計劃；他要打倒游談之士，所以不許創建書院；他要肅清學霸之源，所以裁減學額；至於禁止糾眾，考驗文理，固然是明初以來的遺規，但是居正有考成法在手，一切都得實行，因此儘管只是舊話重提，但是重提的舊話，到了萬曆初年，便增加新的意義，不能再當具文看待。關於書院一方面，到萬曆七年詔毀天下書院，局勢的推演，更加積極：在學額方面，因為考成底關係，有司奉行，也是非常嚴格。《明史》（卷六十九）《選舉志》言：「嘉靖十年，嘗下沙汰生員之命，禦史楊宜爭之而止。萬歷時張居正當國，遂核減天下生員，督學官奉行太過，童生入學，有一州縣僅錄一人者。」大致這不是一句誣衊的話。

　　假如居正為自己底政治前途打算，關於整頓學風的事，也許還要重行考慮。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領導階層，得罪這個階層，往往會發生極大的風波。周武帝滅高齊，統一北方，對於南方的陳國，隨時可加撲滅，只因為沙汰沙門，得罪當時的領導階層，這一群僧侶消極反抗，武帝死後，不過數年，整個的國家移轉到一個委瑣平庸的楊堅手裡，智識階層，不曾提出一句反抗的呼聲。明朝以來，秀才成為當時的領導階層，政府的官吏，出身于這個階層，地方的輿論，也操縱在這個階層底手裡。他們固然壓迫一般民眾；然而一般民眾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喊出反抗的呼聲，民眾中的優秀分子，又往往因為知識發展的關係，隨時為當時的領導階層所吸收；因此秀才們不但沒有受到民眾底反對，反而出乎意外地受到民眾底擁護。人民大眾的認識沒有提高以前，有時會把騎在頭上的惡霸，看作領導的人物，何況在居正的時代！居正以前，世宗主張沙汰生員，但是畢竟沒有沙汰。居正以後，思宗時，大學土溫體仁又提出同樣的主張，刑科都給事中傅朝祐立即提出彈劾，疏言體仁「又議裁減茂才（即秀才），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于聖賢。」（《明史》卷二五八《傅朝祐傳》）溫體仁固然是一個庸人，但是主張裁減生員，何嘗得罪于聖賢？孔子嘗為乘田、委吏，盂子也說「往役、義也」。孔子、孟子沒有造成特權階層，也沒有提出領米免役的要求，為什麼主張裁減生員，為民眾減輕負擔，為公家平均勞役，就算是得罪聖賢呢？傅朝祐底議論，只是擁護特權階層底既得權利，不肯放棄。

　　居正提出整頓學風的計劃，正是抱了最大的決心。萬曆八年，他曾經說起：

　　秉公執法，乃不谷所望于執事者，欲稱厥職，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於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不穀棄家忘軀，以徇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願吾賢勉之而已。（書牘十二《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這封信中，大致也是關於整頓學政的事，居正抱定宗旨，打破得失毀譽關頭，所以能有當日的成功，也正因為他不顧人情物議，所以不免招致身後的詆毀。

　　萬曆三年五月，還有一次遼東報警的事。「屬夷」傳來的消息，韃靼武士又出動了。這一次的主謀是土蠻，他糾集青把都，率同二十余萬騎土，準備向遼東開發。消息緊張的了不得。遼東巡撫立刻申報兵部，敵人已經開到大寧，所以請兵請糧，一刻也緩不得。兵部尚書譚綸隨即上奏。神宗雖然只有十三歲，但是對於國家大事，不容他不關心。驚惶極了，他問居正怎樣辦。

　　「請皇上寬心，」居正說。「暑天不是敵人猖狂的時候，大致不會有什麼大事。」

　　居正儘管這樣地寬慰神宗，但是言官們已經驚動了。一位給事中上疏，主張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他恨不得立刻宣佈戒嚴。居正悠悠地回想到隆慶四年李春芳、趙貞吉那一番倉皇失措的情形。他歎了一口氣，但是同時也吩咐薊鎮戚繼光和宣府巡撫吳兌打聽虛實。不久，繼光底報告來了，據說韃靼諸部「酋長」，久已解散，沒有集合的行動。吳兌更說青把都始終沒有出動，更談不到進兵遼東。居正底估計沒有錯，一切只是虛報。但是北京城裡的空氣，從五月以來，已經緊張了好久。秋天到了，又是準備秋防的時候。居正上《論邊事疏》：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于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嘗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尤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複公牘，謂足以了本部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既為虛聲所動，徵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奏疏四《論邊事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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