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57)_學達書庫

五七

　　房玄齡看著此人，想了一會兒，徑直走出屋去，吩咐侍從：「派人將他送到皇上那裡。」言罷便拂袖而去。

　　卻說太宗聽說留守房玄齡送來一個告密人，眉頭一皺，很不高興。一邊命人持長刀站在旁邊，一邊叫那人進來。

　　「你想告發的人是誰？」太宗盯著他，問道。

　　「回皇上，是房玄齡。」

　　「果然是這樣。」太宗自言自語，然後回頭對持刀的侍衛：「拉出去腰斬。」

　　「陛下，還沒有聽草民要告什麼啊，陛下饒命啊！」告密者臉色大變，連聲求饒。

　　太宗也不理他，揮一揮手，讓人將他拖了出去。

　　幾日之後，玄齡收到太宗的來信，責怪他如此不自信，稱「再有這樣的人，你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不要因為與自己有關就有所顧忌。」

　　太宗對房杜的信任由此可見一斑。這種信任是建立在充分瞭解的基礎上的，也是太宗自信的一種表現。君臣都如此優秀，也難怪後世常稱貞觀時期是君明臣賢了。

　　而更難得的是房杜二人同為英才，但都沒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歎，能夠精誠合作，互補長短，共助聖君。房玄齡知道杜如晦能夠決斷大事，而杜如晦則明白房玄齡善於提出好計謀，雙方都明白只有兩人相輔相成，方能建立奇功。

　　貞觀三年（629），太宗與群臣謀事。大家意見不一致，事情怎麼辦，遲遲沒有決定。太宗一時也拿不定主意，看看下面的人，說：「怎麼杜如晦不在啊？他這個人最會拍板。快去召他來見朕。」

　　旁邊的侍從得令，馬上去請杜大人。一會兒工夫，人來了。

　　「參見陛下。」杜如晦一進來就拜。

　　「不用多禮了，杜卿家。正有一事不決，朕想聽聽你的意見。」

　　於是眾人又將各自的意見說了一遍。杜如晦聽罷，沉思片刻，說：「臣以為採用房大人的意見最為合適。其他辦法都有不周全之處。」

　　太宗表示贊同，立即差人按房玄齡的意見去處理。

　　隔了幾日，事情圓滿解決了，太宗很是高興。對著房、杜還有群臣說：「人言房謀杜斷，果然不虛啊。」

　　的確，在國家政務的決策過程中，需要善於獻策的謀略者，也需要當機立斷的拍板人，房杜二人正是各當其任。兩人這種相知基礎上的合作，發揮了各自的才能，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氣氛和人事環境，保證了政務處理的準確與高效。他們的合作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對方，既是貞觀之治得以形成的條件，也是貞觀之治成就的一種表現。

　　可惜的是，貞觀四年（630）三月，杜如晦就逝世了，離開了他的主公和朋友。太宗悲痛難當，之後更是常常想念這位臣子，並流著淚對他的好搭檔房玄齡說：「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房玄齡也是唏噓不已，君臣相對無言。

　　5、孜孜奉國的貞觀大管家

　　所幸房玄齡還陪伴在太宗的身邊，為太宗又完成了許多大事。比如修訂律令，制禮作樂，編纂史書，貞觀時期的制度由此更加完善，直至玄宗初年都沒有大的變化。這其中有房玄齡很大的功勞。

　　而比起杜如晦來，可以說房玄齡跟太宗更加親近。他像一個大管家般，管理著貞觀朝的國事和太宗的家事，孜孜不倦，兢兢業業。與魏徵和長孫無忌都不同，房玄齡的角色很是特殊。魏徵是個完完全全的「外人」，不論是他自己，還是太宗，都是將他擺在一個客卿的位置上。而長孫無忌是太宗的大舅子，長孫皇后的哥哥，當然是自己人。房玄齡則仿佛是介於兩者之間，與魏徵相比，他對待太宗的態度有明顯的不同。

　　貞觀八年（634），太宗想要納原隋朝通事舍人鄭仁基的女兒為妃。冊封的詔書都已經下發，就差派使者去迎接的時候，魏徵聽說此女曾許配給士人陸爽，於是當即上表進諫。太宗事先也不知道，看了魏徵的上書，才知道人家已經有婚約，於是命令使者不必去了。

　　房玄齡卻上奏說：「此女許配給陸爽，並沒有明確的聘書之類。現在冊書已經下發了，不應該停止。」而陸爽自己也上表說並沒有婚姻之約。

　　太宗又問魏徵：「房愛卿等人說大禮已經開始，不應該終止。而陸爽自己也說他並沒有要娶鄭氏之女。到底要怎麼辦才好呢？」

　　魏徵說：「陸爽是害怕陛下只是表面上放棄了鄭女，而背後會整治他，才這麼說的。」

　　太宗笑道：「外人可能真的會這麼想。朕的話難道這麼沒有可信度嗎？」最後還是放棄了迎娶鄭女的打算。

　　其實，太宗對魏徵的再次發問，就表明他還是很想冊封鄭仁基的女兒為妃的。房玄齡心中一定明白這一點，所以他才會上奏，給太宗再創造一次機會。在魏徵那裡，太宗就是帝王，是一國之君，必須動靜合乎禮義，才堪為臣民的表率。但在房玄齡那裡，太宗除了是皇帝，更是他的主人。所以房玄齡會更多地考慮太宗作為一個人的個人感情，會對太宗表現出一種服從。

　　正因為如此，在太宗發火的時候，魏徵可以面不改色，房玄齡卻總是會叩頭流血，惶恐不止。這不僅僅是因為兩人的性格不一樣，更是因為他們對太宗的定位和感情不一樣。魏徵秉承的是儒家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原則，他認為只要自己忠心為國，就沒有什麼不對。而房玄齡本來就是小心謹慎的人，再加上對於太宗，始終懷有侍奉主公的心情，所以看到太宗生氣，自然會覺得自己辦事不力，理應賠罪。而對於太宗出於人之常情，但不符合國家制度規定的要求，房玄齡也常會滿足他。

　　貞觀十七年（643），太宗對監修國史的房玄齡說：「史官所記之國史，都不讓人君觀看，這是為何？」

　　房玄齡答曰：「因為史官的記載，既不虛美又不隱惡。人主見了一定會發怒，所以不敢獻給聖上看。」

　　太宗卻說：「朕跟以往的君主不一樣。希望可以自己看看國史，以後就能夠改正不足、發揚優點，從而更好地治理國家。」

　　房玄齡心裡明白，太宗是想看看玄武門事變到底是如何記載的，即使有諫官勸阻也沒有用。果然，諫議大夫朱子奢上書，請求太宗不要親觀國史，太宗沒有採納。於是，房玄齡將國史摘錄了一些，呈給太宗。

　　太宗看過之後，對玄齡說道：「六月四日玄武門之事，何必寫的那麼隱晦呢。令史官如實寫就是了。」

　　玄齡趕忙領旨。他明白太宗的意思，就是纂改國史，將奪權說得合情合理。雖然身為宰相，房玄齡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可是作為太宗的屬下，他這個管家選擇了忠於主人的立場。情有些時候是會戰勝理的。

　　可是有時候，太瞭解反倒令房玄齡幫不上太宗的忙了。

　　貞觀十七年（643），太子承乾以謀反罪被廢為庶人，太宗面臨著一個選擇：是立魏王李泰為太子還是立晉王李治為太子。當時朝中分為兩派，各有所支持，但房玄齡自始至終都沒有表態。不是因為房玄齡明哲保身，而是因為他十分矛盾。房玄齡明白太宗喜歡魏王泰，可是他也清楚地看到朝中的形勢發展對晉王治有利，太宗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正因為對太宗，對周圍的人和事都太瞭解，房玄齡才陷入了和太宗一樣的矛盾中。他覺得勸太宗立誰都會增加太宗的困擾，所以乾脆不發言。也許當時，真的能不懷個人目的、而又能同情、理解太宗的，也就只有房玄齡一個人了。

　　而太宗以及他的家人也同樣不只是將房玄齡看作一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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