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50)_學達書庫

五〇

　　太宗聽了，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對眾人說：「有人說魏徵舉止散漫，常帶傲氣，好像把誰都不放在眼裡。可是朕就是覺得這樣很好，有真性情。朕器重魏徵，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啊！」

　　魏徵站起身來，拜了兩拜，正色道：「陛下讓臣直言，臣方敢進諫，若是陛下拒不接受，那臣又怎敢多次冒犯龍顏呢。」

　　太宗看著魏徵一笑，滿飲了一大杯酒。

　　其實魏徵哪裡是那種什麼時候都硬著脖子梗上的人呢，他是很懂得進諫之道的。魏徵明白太宗想成為聖君的心情，更明白人人都需要鼓勵與肯定的道理，所以他常常將堯舜拿來做例子，讓太宗內心覺得自己也能成為那樣的一代聖君，從而不斷地完善自己，採納他的正確意見。拍馬屁諂媚的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而魏徵講究進諫之道完全是為了國家。因為他明白只有太宗真心接受，誠心採納，那些治國理論和方法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用，才能轉化成巨大的動力，推動國家不斷前進。

　　4、明君暗君之別，創業守成之辨

　　「為君之道」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治國，魏徵也深深明白這一點。他總是適時地利用太宗的一些發問，來闡述自己的治國理念，不僅解決了太宗的疑難，也達到了規勸的目的。這也是魏徵的聰明之處。

　　貞觀元年（627），太宗剛剛即位，對於為君還充滿了疑惑。有一天他問魏徵：「愛卿，你說何為明君，何為暗君？」

　　魏徵聽到此問，心中一動，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話嗎。他從容答道：「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主如果能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就可稱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個人的說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聵的君王了。昔日堯經常諮詢下民的意見，所以有苗的惡行他才能瞭解；而舜善於聽取四面八方的聲音，故共、鯀、歡兜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視聽。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趙高，最終導致亡國；梁武帝任用朱異一人，才引發侯景之亂；隋煬帝偏聽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亂而不自知。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應該兼聽廣納，這樣才能充分瞭解各方面的情況，而不會受到一兩個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點頭稱善，說：「若不是因為有了愛卿，朕聽不到這樣的話啊！」

　　君主應該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也同樣是儒家治國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內容。魏徵繼承了這種思想，並通過太宗運用到了貞觀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個原則在貞觀前期的決策中得到了比較好的堅持，太宗遇事經常會與朝臣們廣泛地討論。而這也是貞觀政治風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貞觀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問道：「諸位愛卿，你們說說，是創業難啊還是守成難呢？」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說：「隋末天下大亂，群雄競起。陛下身經百戰，歷經重重危險，才打下今日江山，這麼說來自然是創業更難。」

　　魏徵回答說：「帝王剛開始創業的時候，都是天下大亂。亂世方顯英雄本色，也才能獲得百姓的擁戴。而得天下之後，漸漸有了驕逸之心，為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斷濫用民力，最終導致國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難啊。」

　　太宗總結說：「玄齡當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備嘗艱苦，所以覺得創業難。魏徵與朕一起治理天下，擔心朕生出驕逸之心，把國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覺得守成更難。現在創業時期的困難已經成為往事了，守業的艱辛，朕跟大家一起謹慎面對吧。」

　　群臣都賀：「陛下能這樣想，真是國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貞觀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難易的問題，魏徵說：「守業很難啊。」太宗反問：「只要任用賢能之人，虛心接受進諫，不就可以了。為何說很難呢？」魏徵進一步作了發揮，說：「看看自古而來的帝王，在憂患危險的時候，往往能夠任賢受諫。但到了天下安樂之時，必定會懈怠，這樣日積月累，問題漸漸出現，最終導致國家危亡。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寧還能心懷憂懼，豈不是很難嗎？」

　　其實，創業與守成，打天下與治天下，是歷史上經常被討論的有關君道政體的一個重要話題。辯證地看，創業與守成同樣是艱難的。創業時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頑強的意志和堅韌不拔的精神。等到戰勝了所有的敵手建立了新政權之後，從艱苦的戰爭年代走過來的人，似乎還有想想都後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說，房玄齡經歷過戰爭的艱苦，九死而後生，所以知道創業的艱難。但是，在新政權建立起來之後，如果還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睡大覺，變得驕傲自滿，放縱自己的欲望，不再關心人民疾苦，就會引起新的社會矛盾，導致政權的衰亡。魏徵認為，打天下還存在著「天授人與」的機遇，只要順應時勢人心，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而治天下就必須始終保持謹慎的頭腦，不能對個人的欲望有絲毫的放縱，這才是最難的。

　　其實魏徵也是經歷過隋末動亂的，只不過在太宗掌權以前，沒有跟隨他奪取皇位而已。說他不懂得創業的艱難，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養令他比房玄齡更明白這個時候應該關注的是守成、是治國。當然也是因為魏徵沒有創業的功勞可居，沒有那方面的發言權罷了。

　　魏徵之所以在貞觀十二年的時候引申發揮「守成更難」這個問題，是他發現太宗在當時已經有一些細微的變化了。

　　太宗原本就有氣疾，大概是屬心肺方面的疾病。隨著年齡的增加，身體狀況更是明顯變糟。貞觀七年（633）五月至十月，貞觀八年三月至十月，太宗都到九成宮去避暑。貞觀九年，做了十年太上皇的高祖李淵去世。貞觀十年，四十歲的太宗又失去了賢明恩愛的長孫皇后。這一連串的打擊，使太宗在政治上的銳氣大挫。

　　加上多年的社會政治穩定，經濟不斷恢復發展，太宗的思想和心理變了，朝中政局也變得不如以前那樣穩定和明朗了。一方面，太宗的驕滿情緒明顯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太宗的心態也明顯老化。與以前破除迷信、積極進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開始轉入對往事的回顧對身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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