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67)

六七

　　對於邊將與「外夷」的交往，防禁更嚴。永樂四年八月庚子，「以遼東鎮守保定侯孟善所為非法，降敕切責之曰：『將之禦寇，猶犬之防盜，犬與盜狎，將何用焉，況複壞朝廷之法！姑貸爾罪。如不改過，悔將無及』」。永樂八年十二月甲寅，「敕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琥曰：『爾前奏曲先衛頭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肅者，既至，則當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禮，臣子無外交。雖為邊將，非為警急及受命權宜行事，宜謹守常法，不宜輕易遣人出境……昔中山王守北京十餘年，未嘗輕遣一人出塞外。當時邊圉無事。中山王亦享富貴令名無窮。爾能遵朕訓，則邊境可安，爾之富貴永遠矣』」。

　　朝廷常常命令邊將派人出境巡邏偵察。比如永樂二年正月辛亥，「命宣府備禦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率騎兵五千人，馬千五百匹巡邏迤北」。永樂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率騎兵三千人哨瞭迤北」。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壽等率騎兵由槍桿嶺出雲州北行，與武城侯王聰等會兵覘虜兵。各齎一月糧，每三十裡置馬五匹，以備馳報」。永樂四年六月戊辰，「敕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漠北歸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虜俟冬欲南來圓山孳牧，爾宜嚴固邊防。待九月盡，令郭大都為鄉導，遣精騎出塞覘之』」。

　　沿邊駐軍，除保護邊內人民正常耕作生活外，本身還負擔著屯田的任務。足食足兵，是中國傳統的軍事思想。明朝尚未建國時，朱元璋就重視屯田。後來，朱元璋曾對馮勝、傅友德說：「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與其養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衛」永樂時期，屯田有了新的發展。永樂三年朱棣敕諭說：

　　朕即位之初，便思量安養的道理，只要使平民豐衣足食，共享大平，常想著太祖高皇帝時，都著他耕種自食，又積贊起餘糧防備水旱。百姓免得轉輸，軍士並無饑窘，這個辦法甚是兩便……因此上著恁每官軍，依著定的分數下屯，專委官管領，定立賞罰則例，年終赴京比較。每一都司撥旗軍十一名種樣田，只是教恁每勤耕力種，攢下糧食，官府起蓋倉廩替恁收藏起來。

　　朱棣稱此為「且耕且戰」。永樂四年二月丁亥，「敕山西等都指揮司：『方春時和，邊民皆務耕種，虜或乘時侵掠，民不得盡力畎畝，宜嚴兵以備。寇至則捕擊，無事則歸屯，慎守疆場，訓練士卒，且耕且戰，爾其慎之！」永樂九年三月乙酉，「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興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制』」。屯田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軍糧供給，減輕了軍民齎運的負擔。關於永樂時期的屯田，王毓銓先生在《明代的軍屯》中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文就不需贅言了。

　　楊榮詩句：「關塞有兵嚴號令，屯營無事樂耕耘」，「猛士防邊嚴警柝，行人駐馬聽泉聲」。正是永樂時期邊關情況的真實寫照。

　　2．內徙邊民，燒荒防秋

　　內遷邊境蒙漢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以及後來韃靼、瓦剌侵擾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軍北上，長城內外蒙漢居民大批降附。其時故元政權退居塞外，時窺中原，如何處置邊境降民，關係到明政權的鞏固。洪武四年，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奏：「山後順寧等州之民，密邇虜境，雖已招集來歸，未見安土樂生。恐其久而離散，已令都指揮使潘敬、左傳、高顯徙順寧、宜興州沿邊之民，皆入北平州縣屯戍，仍以其舊部將校撫綏安輯之。」明人尹耕說：「元主雖奔，遺孽數出沒，且斥堠未立，保聚為難」，因而「部徙吏民於內郡」。明軍初定天下，無力控制邊外之民，又要防止其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舉。從洪武四年起，陸續將邊地居民大量遷往內地。四年六月，「徙北京後之民」，又徙「沙漠移民」；六年八月徙朔州之民；九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東騰、豆州、雲內等州縣民；十一月徙綏德、慶陽之民。

　　起初，朱元璋主張對歸附的蒙漢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說：「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即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為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就歸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然而，「遺胡殘虜遍郊原，已去而複來，既離複合」，歸附者與未附者錯縱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變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遷入內地」對逆命者，用兵剿除，「勿容再聚」，「地方人十分要打蕩得乾淨」。

　　朱棣承認了邊民內徙的現狀，有韃靼歸附者也往往遷之而南。比如，永樂七年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肅總兵官何福說：「韃靼伯克帖木兒等部屬至甘肅，且勿給田土，俱令來北京扈從，漸漸移之南行，散處於便宜畜牧之處。」

　　元人北撤和邊民內徙，在長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曠地區，長城以北更甚。同時，由於當地居民罕少，宣府、遼東、甘肅等地不設郡縣，而是「遣將擇兵鎮之」，「捍外衛內」，統以衛所。所謂「舊郡邑守宰盡罷，其戍居兵卒，武吏馭之」，以數百萬軍民付之武弁，無人「撫循其疾苦，保護其妻孥」。這對於北方邊境地區的開發和鞏固是不利的。明人認為，邊地諸鎮不設宰守「亦一時權宜」，「文皇乘三駕餘威，圖複郡邑舊制，而鼎成之亟，淵慮未紓」。從洪武末年就已考慮在邊地充實民戶了。洪武二十六年，置宣府前左右衛、萬全右衛、懷安衛，「民戶不足，調山西諸處餘丁實之」。永樂十二年禮部尚書趙羾來宣府輯遷民，「羾至，披荊斬棘，布約束，分田立市，甚勞悴雲」。永樂二年立保安州，十二年立隆慶（今延慶）州，「至是始遷民實之」。

　　但這種工作做得太少了，永樂時期新立者唯保安、隆慶二州，開平一衛而已。遠不能彌補以前大規模遷徙造成的空曠。以當時的國力而言，恢復遷地郡邑建制並移民實之是完全可以辦得到的，然而朱棣所重的是虛華的武功，於此未甚用力。相反，由於大寧都司及各衛所的內徙，萬全都司、山西行都司部分衛所的內徙以及興和的廢棄，反倒加重了長城以北地區空曠荒涼的局面。終永樂之世以及後來這種局面並未改變甚至有所發展。曾任明兵部職方郎中的陸容（1436～1494）說：「居庸關以外抵宣，驛遞皆百戶為之，陝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朱元璋的內徙是為了禦外，朱棣的內徙是為了防內，儘管都滿足了一時的形勢需要，但卻留下了長久的遺患，其不利於北方地區的開發和邊疆的鞏固是顯然的。

　　為了防止為北元——韃靼侵擾者所乘，明朝還限制軍民到邊界之外去耕牧，「故事，邊界封界之外，軍民不得擅出耕牧」。這樣，許多耕地草場，只好荒廢。不僅如此，自永樂時期起，邊外野草也不容其生長，每值秋冬，出塞燒荒，使韃靼人不得近邊放牧，以減少引起事端的機會。「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鎮壓北虜，乘冬遣將出塞燒荒了哨」。

　　永樂五年十二月癸己，敕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曰：「爾奏緣邊草盛，欲焚之，最當。第慮旁近未知，或生疑怪，且巡徼軍馬，倉卒難避，屯堡房舍，將有所損。須預報之使備。」

　　這當是燒荒之始。後來則逐漸形成定制：

　　焚荒，每年冬十月初間，以草枯為始，本鎮統領宮軍出境焚燒野草，使韃賊不能南牧。

　　每歲冬，鎮守總兵會同贊理軍務都禦史，奉敕移文各路副總參遊守備備禦提調守堡等，尊照會行日期，各統所部軍馬出境，量地廣狹，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應而行，預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燒沿邊野草盡絕……近年兵馬出境燒荒，俱至二百裡外，順風舉火，草莽燒焚盡絕。賊聞兵馬出境皆遠遁，絕無蹤跡。

　　本來，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國之後，經過近百年的經營，長城以外廣大草原地區曾經一度出現了經濟繁榮的局面，所謂「屯田連絡，監牧相屬，宮室相望」。但是由於明朝與北元政權之間的長期戰爭，由於蒙古族居民的北撤，靠近長城地區居民的南徙，以及限制緣邊耕牧，秋冬燒荒等等措施，使這些地區變得一片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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