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歷史小說 > 武則天 | 上頁 下頁 |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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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小說的身世,頗為曲折,要從古代談起。 中國古代的所謂小說,本身就是一種史述,是一種史籍。小說家可能就是採集民間瑣聞雜話的史官,故《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出於稗官野史、巷議街談。而《漢武故事》、《西京雜記》、《搜神記》、《續齊諧記》等小說也被納入史部起居注或雜傳類之中。 到了唐宋間,說書人講說故事,逐漸便改變了小說的涵義。據《東京夢華錄》等書記載,當時說話人可以分成幾類,當時稱為「家數」。其中之分類各書記載有些差異,但大體有四大家數:講史、小說、說經、說諢話。說諢話,是講笑話、逗趣,可能近於相聲、滑稽、插科打諢之類。說經,是講佛經。講史與小說,則是古代小說的分化。仍以描述歷史事蹟、勾勒歷史大勢、演說歷史人物之行動及典型者,稱為講史。而那些僅借用某些歷史場景,或以歷史故事原材料,來講述人物發跡變泰,悲歡離合者,則稱為小說。 所以《夢粱錄》說:「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樸刀、杆棒、發跡變泰之事。」用現代的話來講,就是:它可能寫古代事,也可能講當代。若寫古代,則雖借用歷史場景,但它本身自成傳奇,目的並不在述史。因此它並不以增進讀者之歷史知識、複現歷史現場、探討歷史演變規律為宗旨,其虛構性也因此而較強。《夢粱錄》說小說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捏合」,就是說它具高度虛構之性質。 經過這樣分化之後,講史與小說分途,各領風騷,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諸如《三國演義》、《武王伐紂平話》、《東周列國志》之類傑出的歷史演義。此類稗官野史,本出於巷議街談;其流傳,也深布于民間,中國人,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講起。可是,講史也者,便一朝一代,一路講說彈唱下來。因此,若問我們社會上到底認知了什麼歷史,正史二十五史或《資治通鑒》一類史籍的影響,其實遠不如二十五史通俗演義等講史系統。 可是,講史的勢力,畢竟引起了文人學士的反彈。稗官野史,原本就相對于正史官史而說。文人學士,也非田夫野老,夙不以巷議街談為然。故清朝考證學大興以後,鄙薄講史,以史籍史事真偽之考訂為職志,竟蔚為風氣,像章學誠《文史通義》就說:著作之體,要就實,要就虛。不能像《三國演義》那樣,既不像正史那樣符合「史實」,又不像小說那般全憑虛構,反而造成了讀者的混淆。於是,講史的地位,不僅及不上正史,也不如小說了。 這是講史之命運的挫折。可是,它的噩夢並未停止。晚清以來,西力東漸,西方小說觀進入中土,論者持此以衡,遂越來越對講史看不順眼。 現代小說觀,第一就是要從創造性講起。小說既是作者之創造物,其人物、情節自必為虛構的。因此,會覺得講史缺乏創造性,一切人、事、地、物均受限於史實,缺乏作者發揮想像力的空間。而一部缺乏想像力與創造性的東西,還能是好作品嗎?但若作者在講述史事之中,添加了太多想像,甚或改動了歷史結局,扭轉了史跡之因果關係,其虛構性又不能令人忍受。非特不會被稱讚,反而會被指責,認為那是不能容忍的缺陷。處在如此左右不討好的情況下,講史的命運,可謂蹇困極了。 這也就是民國以來,缺少歷史小說作家的緣故。 現代小說家也不擅長寫講史或歷史小說。因為現代的特徵之一,就是與傳統的決裂。形式上,講史、歷史演義,都被視為舊文體,不再被小說家採用。內容上,現代文學又有去歷史化的傾向,不再關懷歷史。因此,現代小說家既乏歷史知識,又無興趣處理歷史題材。就是想寫也寫不出來,畢竟,其關懷業已不同了。 現代文學兩大陣營,一是現代主義,一是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旨在反映現代社會中人的處境,現實主義則以反映社會為目標,它們的關懷所在,都不在歷史而在現代。即或採用歷史題材,如魯迅之寫《故事新編》,或後來的姚雪垠寫《李自成》之類,目的也不在講史,而在自抒懷抱,改造時代。 可是,人類對歷史的情懷,仍是不可磨滅的。現代社會中,講史仍以巷議街談、稗官野史的形態在繼續發展。劉紹唐先生主持《傳統文學》月刊,自號「野史館館長」。其所謂傳紀文學,實即古之所謂講史也。 但傳記文學發展至今,在筆記、考證、述傳等方面,固然足以紹續古人;然而衍古事以敷說,足以為古代《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一類作品之嗣響者,實不多見。 高陽、南宮搏這幾位先生的重要性就在這兒。 我們現在若把「小說」這個詞的涵義放大些看,把古代「小說」與「講史」兩類都納入現代的小說這個名義下,則現代小說是小說這一條脈絡的發展,歷史小說就是講史的延伸。而前面說過,五四運動以後,現代小說蔚為大宗,而歷史小說則較寂寥。高陽、南宮搏幾位,自張一軍,力撐半壁江山,讀者群之廣,一點也不遜于現代小說,確實可稱為豪傑之士,難能而可貴。 南宮搏,本名馬彬,浙江余姚人。從事歷史小說之寫作,比高陽還早。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香港,即出版過《圓圓曲》、《風波亭》、《桃花扇》等書,其後陸續寫出《武則天》、《楊貴妃》等數十部。他與高陽一樣,都長期在報業供職,也能寫現代小說,但生面別開,為文壇所重者,終究還是歷史小說這一方面。 在這方面,南宮搏衍講史之緒,既用小說形式,也仍保留了傳統稗史的型態,有《中國歷史故事》、《中國歷代名人軼事》等書。小說則除了少數寫奇男子,如《呂純陽》、《魯智深》、《韓信》、《李後主》,寫大時代,如《大漢春秋》、《玄武門》之外,比較集中寫歷史上的女人。 先後曾寫過的女人,包括嫦娥、妲己、西施、蔡文姬、江東二喬、劉蘭芝、甄妃、祝英台、樂昌公主、虢國夫人、楊貴妃、武則天、魚玄機、李香君、潘金蓮等,甚至還有一本《媽祖》。 高陽生前,我曾問過他對南宮搏小說的看法,他未正面回答我,只說南宮搏對《唐史》等是很熟的。我明白他如此說,是「不相菲薄不相師」之意。歷史小說作家原本就很少,故沒有文人相輕的本錢。稱許南宮搏史事精熟,則是肯定他作為一位歷史小說家的資格。可是高陽與他,寫作歷史小說的心態、目的及寫法,互不相同,是以高陽不願正面討論評騭南宮。 事實上,南宮搏雖然著作在六十種以上,讀者遍及整個華人世界,卻並無正式研究文章討論過他,比高陽更不受現代文學界正視。高陽物傷其類,不願矜伐,不隨口批評同道,實在是他的好德行。但若從吾人讀者的角度看,拿他們兩位做個比較,其實正是必要的。 因為,高陽與南宮搏,乃是臺灣歷史小說寫作之兩型。 高陽的歷史小說,早期著重於講說傳奇,例如寫李娃、風塵三俠、楊乃武與小白菜、李師師周邦彥等。後來則歷史意識越來越強,一方面結合他的史事考證,以考得者推擬模構,類似重建歷史現場,如寫李商隱、董小宛、曹雪芹、龔自珍等都是。對「歷史疑案」,深感興趣,小說和考證交互為用。另一方面,則企圖找尋歷史變遷的因素,以「通古今之變」。他反復提到朝廷和士人的關係,認為士人政治是否健全,乃國家是否康順的主因,故其小說,著墨于宮朝政局及士大夫生活者甚多。所以說,他的小說,是充滿歷史意識,著眼於歷史整體的。因此他的寫法,也就較少單一主線、單一主角,常會以「跑野馬」的方式,勾勒社會整體,對歷史場景中的典章制度,名物風俗,人際網絡,非常注意。 相較于高陽,南宮搏所關懷的,是個體化的歷史。 從題材上看,南宮搏寫的四分之三以上是女人。為什麼專挑女人,寫些風流韻事呢?是作者意存佻撻、性好風流嗎?不然。女人的身世,跟宮朝政局時代社會、人際網絡,基本上無甚關係。這些女人,是因與君王等特殊男人有關了,才間接與這個社會和歷史有關的。關聯起來以後,她們可能被指責為禍國之妖姬,可能成為時代滄桑的見證。但就她本身來說,她的生命、喜怒、情愛、遭際,其實自成脈絡、自成風景。南宮搏所要描繪的,就是這一段風景,因此,他不但關切歷史中的個人,還希望能檢索大的社會歷史之外的個人史。 他有時也寫對歷史有舉足輕重關係的人物,如韓信、光武帝、唐太宗。但重點並不在刻畫那個時代,說明這些偉大人物如何開創了大時代,如何成就其事功。反而去講諸如光武帝為何一直為了陰麗華而與嚴光在心底上較勁;李世民如何算計著要發動玄武門事變,而結交齊王元吉妃及玄武門守將常何的妹妹常婉之類的事。他寫太平天國,主線也不放在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等人身上,而放在洪宣嬌。 南宮搏本人甚少論及他如何寫作歷史小說,我僅見的一篇,是《從紫鳳樓到韓信:兼談歷史小說與歷史書》。據他說,他的歷史小說寫法,直接受德國作家勃勒諾·佛蘭克(Bruno Frank)的影響,喜歡以一個人為主線,而以其時代背景陪襯這一個人物,讓時代特點和社會風氣由一個人或幾個人身上反映出來。這也就是我所說的,他慣於把歷史個體化,去描繪個體化的歷史。歷史或時代,就是那個人的遭遇與感受。 要這樣寫,其實並不容易,因為正史中個人的材料不足,正史大敘事又都是整體性的歷史觀,很少去注意歷史中的個人。故若欲寫歷史中的個人,或歷史社會之外的個人生命史,勢不能不大量仰賴傳說資料及小說家的想像。南宮搏自己非常明白這一點,也不忌諱,樂於質疑正史、懷疑其合理性,而建立自己的小說正當性。 高陽則相反,他的小說旁附著許多考證,故小說雖非史述,意亦不在證史,卻有史事求真或擬真的性質及姿態。因此,兩人的不同,乃是歷史小說兩個類型上的差異,臺灣的歷史小說寫作史上,有此兩大典型,足堪珍視。 唯高陽故世之後,遺集整編或舉辦會議研討,尚不寂寞,南宮搏則比高陽更不受評論界重視,遺作也缺乏整輯重刊,許多恐怕已不再容易覓得。許多人從前常讀其作品,如今思之,殊不免於緬歎。這實在是非常遺憾的事。如今麥田出版社訪得南宮搏舊作數種,校訂重刊,令人欣喜欽敬不已。歷史小說的命運,或許會因此而再起一次轉折,煥發出新的風采,也未可知。 ——龔鵬程 (龔鵬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榮獲中山學術文藝獎、中興文藝獎章文藝理論獎和「行政院」傑出研究獎。曾任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南華管理學院校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現任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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