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78)_李治亭

七八

　　再如，建水州于明時設臨元參將一員，其「日用等物」，都派到少數民族的百姓承擔。計歲派村寨年例銀才九十二兩，及子花、核桃、木耳等，每年變時價銀二百三十四兩四錢一分，又攤派馬料八十石一鬥，高粱二石。這都不是國家正式徵收的稅額，「實系私派橫征」。三桂對此清查，結果還是編入正式稅額。【以上見《八旗通志·石琳傳》，卷196，4590~4593頁。】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據朝廷官員的調查，三桂在雲南「播虐萬狀，民不勝苦，廢田園轉溝壑者，已過半矣」【以上見《八旗通志·蔡毓榮傳》，卷197，4608頁。】。此系平叛後所查，難免有誇大成分，大體上反映了部分的實際情況。

　　至於三桂對其藩莊服役的「藩役」之民剝削也是不輕的。凡種莊田的，便屬官家佃戶。各莊額截征米，「原系折色銀兩」。三桂則改成「每銀六錢，征米一石，勒令運解，民不堪命」【以上見《八旗通志·蔡毓榮傳》，卷197，4612頁。】。一言而蔽之，雲南全省的漢族與少數民族都成了三桂及其將吏的奴役對象。他們除了繳納國家稅額，還承擔各項私派。特別是三桂不但沒取消明時的私派橫征，還把它變成了國家的正式稅額。一個窮困又屢遭戰亂的地區是很難承受這一沉重負擔的。廣大農民所遭受的困苦也是不難想見的，甚至連雲南少數民族各酋長也時時遭到三桂的勒索。這些酋長多有財富，三桂於每年都勒令各酋長獻金銀，名曰「助餉」。在這些地區，金銀不按重量計算，而以當地用的「皮盔」為計量器。「土酋」的財富就是用這一皮盔逐一計算，被逼交藩府，「苦不堪命」！【《庭聞錄》，「雜錄備遺」卷6，8頁。】

　　雲南雖偏遠，「地產五金」，為生財的又一大來源。自元明以來，開採不斷，已形成金、銀、銅、鐵、鉛等採礦中心，各有礦廠。老礦廠有蒙自、楚雄、南安、新平的銀鍋等廠，易門的三家老銅廠，定遠的苴鐵廠。新開的礦廠更多。在呈貢的黃土坡、昆陽（普寧）的母子營、羅次（今富民西北）的花箐、尋甸（今仍名）的迤曲裡、建水（今仍名）的魯苴沖、老鶴塘、石屏（今仍名）的飛角甸、路南（彝族自治縣）的泰來、廣通（楚雄東北）的火把箐、定遠（牟定）的大福山、和曲（今地不詳）的白露、順甯（鳳慶）的老陰溝，皆為銅廠；

　　易門（今仍名）的新、舊縣、馬龍的江南口、尋甸的白土坡、石屏的龍明裡、路南的小水井、陸涼（陸良）的三山、大姚（今仍名）的小東界、武定（今仍名）的只苴、馬鹿塘、蒙化（巍彝族自治縣）的西窯，皆有鐵廠；

　　羅平（今仍名）的愧澤河、建水的清水溝、姚安的三尖山，皆有鉛廠；尋甸的歪沖，建水的黃毛嶺、判山；廣通（楚雄東北）的廣運，南安的弋孟、石羊；趙州（下關市附近）的觀音山、雲南（祥雲）的梁王山、鶴慶的玉絲、順甯的遮賴，皆有銀廠；

　　鶴慶的南北衙、金沙江等處，則有金銀廠。【以上見《八旗通志·蔡毓榮傳》，卷197，4611頁。】

　　五金之廠遍佈省內各地。這些廠，有的已封閉多年，多數為三桂治雲南時所開採，有的開採不久便廢棄。三桂壟斷這些礦廠的開採，利潤源源進入他的府庫。一種辦法是，向金銀銅鉛等廠徵收高額稅，部分礦廠則直接由藩府經營，獲利更多。再有一法是，用銅鉛鑄錢，如在蒙自設爐，製成金屬錢幣，專發售給交趾（越南），換取銀兩。蒙自以南二百里，即交江的蠻耗，特設一關口，至水路二百里，有一壩，在此設市賣錢。交趾人願得此錢，買賣十分興隆。三桂通過這種違禁的交易，從中獲利。【《八旗通志·蔡毓榮傳》，卷197，4610頁。】

　　除了開礦取利，還有鹽井稅收，也被藩府所壟斷。雲南有黑白兩種鹽井，明朝年間徵收黑井鹽稅為26 600余兩，白井鹽稅為10500餘兩，再有一種是琅井鹽稅為2400餘兩。至明末時，稅額遠遠高出舊時數倍。如，黑井鹽稅征96 000兩，每斤鹽徵稅一分六厘；白井鹽稅28560兩，每斤鹽征銀八厘；琅井稅9600兩，每斤徵稅六厘。三桂即以此數為准徵收。當時，浙江的鹽稅，一等鹽一斤才征不足二厘，下等的不及厘許。鄰省四川鹽稅，每斤才征六毫八絲。同為鹽稅，相差竟是如此懸殊！因此，雲南百姓買不起鹽，「甘心食淡」，而少數民族「經時不知鹽味」。從事煎鹽的戶費時、工本費用高，又加以重稅，鹽賣不出去，困苦異常，藩府卻坐收利潤！【《八旗通志·石琳傳》，卷196，4590頁。】

　　放高利貸，是三桂謀取資財的一個重要手段。他把錢貸給商人，稱為「藩本」，從中取高額利息，不斷增厚「藩本」，使軍需得到了保證。在這方面，現存的數量很少的檔案為我們提供了充分的證據。在一份《關於江蘇省嚴追未究各處隱匿吳逆本銀殘黃冊》檔案中【《明清史料》丁編，第10本，994~998頁。】，記錄了薛肇元、王言、王玫、王濟民、王洪、朱廷聘、朱獻、陸程賓、老養志、老養禎、朱志行等「案犯」，直接或間接地從平西王府貸「本銀」，經商開典當等行業。經江西按察司會同各廳、縣等衙門多次會審，查明王言「原領吳逆（三桂）本銀十萬兩」。王言，遼東人，原任山西岢嵐道，「久經革職」。很可能他借助與三桂同鄉的關係，從三桂處領來巨額銀兩，從事商業活動。王玫之父王濟民也「領吳逆本銀十萬兩」；老養志、老養禎兄弟倆，于康熙五年「曾領吳逆本銀四萬兩」，「開典貿易」。

　　他們當中，借領三桂銀錢最多的是薛肇元。從審問的記錄來看，這是一個貿易集團。薛肇元，山西人，一向與王言、王如絲父子，王濟民、王玫父子「先後各領借叛逆吳三桂本銀，行鹽貿易」。從「本銀帳目」所記，薛肇元向三桂借領「本銀」23萬兩。但查明後，他「原接領吳逆本銀28萬兩」。又據揭發，他「接管逆本」，一收「鹽本銀245000餘兩」，再收程弘道「典本利債等項」銀50900餘兩，又以「嚇詐」的手段，從老養志處取得「逆本銀」1萬兩、朱志行「逆本銀4500兩」，一共「入囊銀311000餘兩」。最後核實，去掉劫取他人銀兩，他實領本銀28萬兩。先是，朱之秀為原領，朱氏去世，交給了程弘道，程氏又去世，才將此本銀交給了薛肇元。顯見他們是一夥的，而他是鹽業的老闆。薛對此供認不諱。僅從此數額，可以看出，薛肇元經營鹽業的規模是很可觀的。

　　上述檔案，只反映了三桂在江蘇一省的放貸，因此不難想見，他在別省肯定也是放了貸的。他放給薛肇元的貸銀共達50多萬兩，由此可以推算，他在全國各地放貸，其總數又不知有多少萬銀兩！他取高額利息（當時慣例，放債每100兩隻發40兩，剩60兩為利息，才3個月，即應還100兩），其「藩本」的數額就更驚人了。

　　三桂的部屬也大量從事放高利貸的活動。他的部將提督王進功貸給南京的洪宜山與餘希聖本銀7000兩，開「宜聖典鋪」；三桂手下一個姓王的下員到蘇州買緞匹，從康熙五年到九年，同從事「機織緞」業的朱應申「交易過銀」25000兩，也被當作「逆本」而予清查。【《明清史料》丁編第10本，996~997頁。】三桂同他的部屬的放高利貸活動遍及各處，依此非法活動，大發橫財！

　　從事貿易活動，是三桂的又一項重要財源。還在順治十八年三月，恰巧有西藏達賴喇嘛與蒙古幹都台吉派遣使者前來雲南，一則祝賀平定雲南；一則要求在北勝州（地在雲南北部與西藏接界之處）互市茶、馬。這給三桂帶來了希望，但事關重大，他不敢做主，就向朝廷報告。部議：認為在北勝州互市沒有先例。但考慮到雲南新近平定，形勢已發生變化，應否開市，請三桂酌議，提出辦法。三桂立即上奏章，也說馬市原在陝西、西寧，從無在北勝州開市之例。接著，他又說，北勝州位於雲南北部邊緣，外接西藏，再外就是蒙古，所產馬匹與西寧邊外相等，早已明劃疆界，彼此不來往，所設防邊的兵士，多是步兵，不用馬匹，所以未開過互市貿易，朝廷文件未曾記載過開市的事。現在，皇上威望宣揚內外，「統馭萬邦」，蒙古、西藏皆為臣僕。幹都台吉和達賴喇嘛受皇上推誠之恩，特以互市懇請，這是遠方人歸化的表現，應給予嘉許。這和以前是不能比的。況且雲南需馬，每年都由兵部發單，派人遠赴甘肅、西寧購買。雲南與陝西相距數千里，必經累月跋涉之勞，餉料之費，殊非易事。假如雲南近邊無馬，遠購於陝西，亦是不得已。如今，西藏願意通市貿易，要問臣（三桂自稱）的意見，應允許開市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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