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54)_李治亭

五四

　　三桂讀了他的疏言，很惱火，於七月十二日上疏，反駁他的不實之詞。他首先說明，取成都為根本之計的建議，是他最早提出來的，而李國英是在他之後才說這番話的，不過是發他已發的議論罷了。所謂「畏避等論」，不知他用意何在！於是，他進一步闡明他的方略，以成都為「根本」，將來「進取滇黔皆有基，而接濟亦可資一臂之力」。這樣，守也可守，戰也可戰，操掌主動權，「始稱一勞永逸」。如李國英隨便說的，「駐鎮保寧一隅」，恐非得算。為表示他的決心，他堅決要求出征，願率領在四川的各鎮官兵為前驅，「進取成都、嘉定」，待收復之後，如讓他共守，他可把屬下官兵家口遷入成都；如命巡撫固守，他仍帶部屬回漢中。他又說，目下「南方多事，狡寇狂逞」，他不能安居漢中。如「皇上不以臣為無用」，請下命令，獨當一面軍事，「臣何敢辭焉」！他要求朝廷早定機宜，他隨時聽候命令。【《明清史料》丙編第9本，897頁。】

　　吳三桂這番表態，處處為朝廷分憂，願承擔重任，世祖是頗受感動的。李國英的奏文，看出封疆大臣「畏難避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主要的還不在此。他還不瞭解南方的軍情，由於雲貴地處高原，山峰林立，地形複雜，民族雜處，加之氣候條件，很不利於軍隊的作戰行動。李定國部異常強悍，征剿實非易事，不是說說就能解決問題的。要說出征將領「畏難避苦」，也不儘然。像孔有德出征廣西，以不服水土，受煙瘴之氣，身上所受刀箭傷疤時時發作，強行忍受，後因寡不敵眾，自縊于桂林。和碩敬謹親王尼堪亦被李定國部擊斃於湖南衡州。尚可喜與耿仲明在廣東與李定國諸部周旋，展開拉鋸戰，可謂艱苦備嘗。

　　洪承疇以花甲之年，受命於危難之際，總督五省兵馬，軍政皆操於他一人之手，可謂勞瘁之至！三桂自降清，屢次遠征，並無多少安閒的日子。清朝正當創統一大業之時，將吏鬥志高昂，人人爭奮，各建勳績，可謂心力並勞，不辭君命之重托。李國英見識不及於此，把雲貴等地遲未平定，歸咎于封疆大臣「畏難避苦」，看法偏頗，亦失公平，而且還隱然暗指三桂、李國翰等，多有諷喻之意。三桂不服，逐項反駁，不無道理。

　　世祖對他們兩方面的意見，未做出明斷。他僅將李國英的奏文交付「所司密議」，卻遲遲未見拿出具體方略。從世祖給三桂的答覆中，朝廷慮及「路遠民稀」，轉運糧餉艱難，還不打算讓三桂取成都，是否取雲貴，他還要看看形勢的發展再說。因此，他安撫三桂安心駐漢中。

　　到順治十三年，全國形勢已趨於穩定，清朝已完成了對大陸的基本統一，只有雲貴的永曆政權和東南沿海的鄭成功繼續抗清，影響著它建立對全國的穩固統治。這年四月，正如都察院左副都禦史魏裔介指出的：「天下民生所以不安者，以雲貴有孫可望，海上有鄭成功也。」【《清世祖實錄》，卷100，12頁；參見《爝火錄》，卷27，917頁。】可見，孫、鄭兩人的勢力與影響之大！但誰也沒想到，次年即順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南明永曆政權秦王孫可望竟攜妻子奔赴長沙，向五省經略總督洪承疇投降。如一顆碩大的果實，突然投進世祖的懷抱，他能不感到天降意外之喜！他不但批准他投降，還給予崇高的待遇。孫可望降清，為最後徹底消滅永曆政權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和條件。世祖與廷臣抓住這一時機，選派吳三桂出征貴州、雲南，務期一舉蕩平。

　　原來，孫可望已與他的義兄弟李定國發生火拼，永曆政權內部分崩離析，已遭到嚴重削弱。當年，他倆被張獻忠收為義子，改姓張。還有艾能奇、劉文秀也被張認作義子。可望善揣度獻忠的心意，辦事機警，深受獻忠喜歡，列為長子。後來，獻忠封可望為平東將軍，定國為安西將軍，能奇為定北將軍，文秀為撫南將軍，其他部將白文選為前軍都督，王複臣為左軍都督，等等。四將軍同為獻忠義子，彼此皆以兄弟相稱，屬下文武稱他們為「帥主」。獻忠犧牲後，他們兄弟四人自四川經貴州，進入雲南。他們招降世守雲南三百餘年的原明黔國公沐天波，進而據有整個雲南。他們恢復本姓氏，自封王號：可望自稱「平東王」、能奇稱「定北王」、定國稱「安西王」、文秀稱「撫南王」。「是時，四人並大，各領一軍不相下。」

　　可望一心想當領袖，定國並不心服，遇事相抗。可望想制伏定國，樹立自己的威風，便尋機示威。一次，在演武場上，當著諸將和全軍的面，毫無道理地下令把定國捆倒，責打一百軍棍。事後，可望親至定國家中，百般解釋，想緩和或消除定國對他的怨恨，但兩人嫌隙自此產生。不久，他們都降了永曆政權，可望求封王爵，得「秦王」之號，封定國等為公。定國不受，實實在在地說：「我等無尺寸功，何敢受朝廷之封！」定國謙讓，使可望丟了面子，因而很生氣，嫉恨定國，嫌隙又加深了一步。

　　論才能與威望，定國不在可望之下。可望嫉賢妒能，對李定國百般壓制。特別是定國取得桂林大捷，更使可望眼紅。定國本來就厭惡他的為人，此後，便不受其約束。可望定計約定國到沅州會面，企圖在酒宴上把他除掉。消息走漏，定國不赴會，不由長歎：「本欲共圖恢復，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率部走廣西，可望不勝惱怒。他探知定國駐兵柳州，特派馮雙禮率三萬兵襲擊他。定國燒糧草而走，回師擊敗追兵。【《小腆紀年附考》；參見《明季南略》，卷14，「孫可望與李定國構隙本末」。】

　　自投入永曆政權，孫可望依恃自己的軍事力量，操縱朝政，把永曆置於傀儡地位。他甚至授意黨羽，逼永曆「禪位」給他。此謀不成，他陷害忠良，為所欲為，自設內閣，自鑄大印。至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三月，又釀成一場血淋淋的慘劇。永曆受孫逼迫，日夜憂懼，密傳旨，令李定國統兵入衛。消息洩露，孫可望怒極，與其黨羽馬吉翔、龐天壽等密謀，以永曆的名義，下達旨意，把參與其事的以大學士吳貞毓為首的18人全部判為死刑。處決之日，吳貞毓18人面不改色，各賦詩一首，以明心志。翰林院檢討蔣乾昌詩雲：「奸臣禍國從來慘，志士成仁自古愁；十載辛勤為報國，孤臣百折思憂時……」

　　大學士吳貞毓詩雲：「……擊奸未遂身先死，一片丹心不肯休！」

　　他們賦完詩，向各官員拱手說：「我們去了！中興大事就交付各位了。但各位都要忠於朝廷，切不可附龐天壽、馬吉翔賣國，我們雖死猶生！」說完，引頸受刑。【江元春：《安龍紀事》，1982年版，上海書店版。】觀者無不垂淚泣涕。

　　永曆小朝廷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尚不能和衷共濟，共度艱難以圖存，卻又導演出這一幕悲劇，實在可恨可歎！孫可望等為首的野心家，不顧大局，還在內部爭奪權利，那些文臣們推波助瀾，結黨營私，談何中興！這樣一個腐敗的政權，又豈能長久存在？即使勉強支撐下去，於人民又有何益處？

　　順治十三年三月，李定國奉永曆密詔，突襲安隆府，擊敗孫部，帶走永曆，遷至雲南，以昆明為「滇都」。永曆以護駕功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其他有功人員都得到封賞。

　　孫可望不甘心，於次年即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八月，率全部兵馬，據稱15萬，開赴雲南，欲與李定國決一死戰。他的大將劉文秀、馬惟興與白文選等已與李定國約為內應，臨戰時，大殺回馬槍，「反攻內擊」，外有李定國之攻擊，孫大敗而逃，到三水時，隨從人員只剩200多人，至貴州時，「可望左右皆叛」，隨從騎兵才十餘人！劉文秀、白文選率兵急追。可望感到山窮水盡，無路可走，只有投清一條路。據偏沅巡撫袁廓宇奏報：當孫可望被李定國擊敗時，已派遣他的部將程萬里等人前去中路鎮臣王平軍前投誠，並「請兵復仇」。而孫可望便投奔清軍，行至沙子嶺時，被南明總兵楊武襲擊，差點被擒捉。清兵聞訊，前去增援，將追兵擊敗，孫可望才逃脫厄運，乘機攜帶妻子逃入清軍營中。這次戰鬥，又招降南明總兵、都督22人，太僕寺卿官員1人，副將、參將、遊擊等將官100余人、內官22人、兵丁家口500余人、馬500餘匹。【《清世祖實錄》，卷1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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