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大傳(24)_李治亭

二四

　　【《明季北略》，卷20，369~370頁；參見《流寇志》，卷11，176頁。其他各書所記，僅個別文字有差異，內容相同。又，三桂寫此信時間，史籍多不載，有的記載含混或不確。如《國榷》，卷100、《平寇志》，卷10均載三桂寫信為三月二十九日，而載吳襄致三桂的信為三月二十七日（乙卯）。父子來往通信僅兩日之隔，計北京至山海關為七百里，當時無論如何兩天不能往返。故三桂絕父之信當在拒降襲山海關之後，即《明季北略》所記，應是四月四日寫信，四日（丙寅）自成得信，一怒而興兵致討。此說近似。】

　　吳三桂的這封信，明裡是針對父親，實則也是針對李自成、牛金星等農民軍領袖而寫的。他直斥父親隱忍偷生投降，對他訓以非義，斷然表示拒絕，並宣佈自寫信之日即與父親斷絕關係，即使李自成將父親置於油鍋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動心，義無反顧。這封信不僅與父訣別，而且也是同農民軍的徹底決裂。三桂是在感情激動的情況下傾注了他的全部心聲，悲壯慷慨，氣衝霄漢，讀來有撼人心肺的氣勢。

　　四月六日，李自成剛剛得到他的使臣被三桂處死的消息，十分震驚，轉而大怒，餘怒未息，九日又得三桂絕父的信，當即「徘惶失據」【《國榷》，卷100，6065頁。】。他感到事態嚴重，便責備劉宗敏不該拷掠吳襄，為了補救失誤，悄悄地把他從獄中放出來，還宴請他，「厚加撫慰」，以示籠絡。【《甲申傳信錄》，卷8，140頁；吳偉業：《鹿樵紀聞》，「西平乞師」，卷下，216頁。】但為時已晚，連回旋的餘地也沒有了。這時，不斷傳來吳三桂募兵備戰「討賊」的消息。李自成別無選擇，招降不成，只有興兵致討。

　　十、關鍵選擇

　　吳三桂斬殺李自成使臣，與父訣別，從而徹底斷絕了同農民軍的討價還價，公開宣佈「討賊」，向各處散發告示，寫道：

　　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西伯吳示：為複大仇，殲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亙古奇殃；劇寇披昌，往代未有，凡屬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殞心！今義兵不日來京，爾紳衿百姓，須各穿縞素，協力會剿，所過地方，俱接應糧草，務期罄搗巢穴，纖介無遺。庶使克復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明季北略》，卷20，374頁。】

　　這篇告示已表明他與農民軍為敵的原則立場，使自己陷於孤立，腹背受敵；西有李自成的農民軍威脅，關外之東有清軍壓境。雖說三桂及其所部遼兵善戰，畢竟力量不足，無法抗拒來自兩個方面的攻擊。此時，他又一次面臨著十分困難的選擇，既然投向農民軍這條路已堵死，剩下的選擇是否投向清朝。他在同農民軍徹底決裂時，尚未想到投清，而是自任「討賊」之責，以報君父之仇。他在山海關「傳檄遠近」，號召和動員人們同他一起對抗農民軍。他召集潰散的士兵及唐通的部分降兵，約二萬人【《三垣筆紀》，232頁，載三桂「募兵7千」；《甲申傳信錄》，卷8，114頁，載三桂「共收兵1800人」。《庭聞錄》，卷1，載三桂收潰卒，降唐通兵「約2萬人」，加上原兵馬3萬，合為5萬。】，加上原有的三萬人，總計五萬餘人。

　　顯而易見，只憑這些兵力，仍然無法同久經戰陣的農民大軍相抵抗。三桂充分地估計到李自成不會放過他，遲早會來攻關的，他很憂慮雙方力量懸殊，「眾寡不敵」【《庭聞錄》，卷1。】。他幾經與諸將官討論對策。有人提出「借兵」之策：「莫若請北兵（即清兵）進關，共殲『李賊』，事成則重酬之。」【向三桂進「請兵」之策者，多不見載史籍，如《甲申傳信錄》，卷8，144頁則道其姓名為部將胡守亮；《平吳錄》另載此策為部將方光琛所提。又據三桂說：文官童達行也是當時的核心人物之一。見《明清史料》甲編第2本，131頁。】三桂極欲自存，報仇心切，除此。別無良策。後來，他曾回憶：當時「正值闖賊構亂，召衛神京，計不能兩全，乃乞師本朝，以雪君父大仇」【《平西王吳三桂傳》】。這是吳三桂的自飾之詞。實際上他是在報君父仇的旗號掩飾下，為了一己之私，轉而乞請清兵。

　　吳三桂從一度短暫的降李迅速轉向請清兵，這是他的人生道路的一大轉機。促使他根本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報復農民軍對他的家庭的觸犯，陳圓圓被劫，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內在的思想因素。長期以來，人們對此因素不予重視，往往批判封建史家誇大其詞，誤把一個女人被劫當成三桂投降清朝的主因。固然封建史家不能正確解釋歷史，而今反其道而論之，亦不見得是歷史唯物主義。對於一個人來說，客觀環境、本人出身、家庭狀況等諸種情況從來就是決定他（她）的政治思想傾向的基本因素。人是有血有肉、賦予感情的具體人，性格、品行、某個時候的感情、心理狀態無不對其行為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人的一喜一怒，一動一靜，都可能改變某種既定的行為。尤其在大事臨身的緊要關頭，這種情緒無不起著某種哪怕是微弱的制約作用。

　　吳三桂處在選擇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他的心情既複雜而又動盪不定。心理上的，感情上的，性格上的因素都在影響著他作出選擇。如果說三桂置國亡家破、父親遭難于不顧，卻為了一個女人而變臉，顯然是不正確的。然而，在他本來心非所願地投向李自成時，驟然得知自己所愛為劉宗敏劫奪，感情上不能不受到猛烈刺傷，深感蒙受恥辱，由感情上的創傷進而激成暴怒，一變而為復仇心理。如他所說：「大丈夫在世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立於世上！」就是他這種心理的真實寫照。於是，一瞬之間，政治態度驟變。這就是說。陳圓圓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上起了催化、激憤的作用。

　　吳梅村《圓圓曲》說他「衝冠一怒為紅顏」，是諷刺他為了一個女人而投了清朝。但這句話卻點明了此事對三桂感情的刺激之大。無須解釋，劉宗敏劫陳圓圓只能激起三桂對農民軍的仇恨，而仇恨一經產生，便無法再彌合他與農民軍之間的感情聯繫。反過來說，劉宗敏為了佔有一個女人，不惜拷掠吳襄，而完全不顧及三桂，這不是自壞大事嗎？陳圓圓與三桂對農民軍孰輕孰重，一目了然。所以，劉宗敏佔有圓圓，不能說只是一個女人的問題，恰恰相反，它是一個重大的政策與策略的原則問題。李自成、劉宗敏因小失大，最終把三桂推向了清朝一邊，不是很可悲嗎？參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寫道：劉宗敏「把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綁了來，追求三桂的愛姬陳圓圓」。劉「雖然得到了陳圓圓，而終於把吳三桂逼反了」。此事「關係實在是並非淺鮮」。此論甚確。這千古遺恨，又能怨誰？

　　吳三桂決定向清朝乞師，是在形勢日益緊張，深感危機的情況下作出的。清朝能否同意出兵，在吳三桂看來，確有相當把握。首先，清朝與農民軍各有著根本不同的利益，清朝不會願意看到一個農民政權成為他的新對手；同樣，農民軍也不會容忍關外的清朝覬覦它的利益。三桂利用清兵打農民軍，就成為可能。其次，三桂的親屬如哥哥和姨夫、他的舅父祖大壽一家及他的好友張存仁、洪承疇等都已降清，他們肯定會勸說清朝君臣同意出兵。再次，清朝已屢次向他發出過招降的信息，對他抱有好感，他自信自己在危難之時，清朝也會積極考慮給予幫助。退一步說，即使這些情況都不存在，三桂也只有冒險一試了。

　　三桂命書吏起草了一封自清朝攝政王多爾袞請兵的信，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誼，諒王亦知之。

　　今我國以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寧遠而鎮山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以彼狗偷烏合之眾，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擄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安）祿山之流，天人共憤，眾志已離，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公、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鋤暴剪惡，大順也；拯順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況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禮，不敢輕瀆聖聰，乞王轉奏。【《清世祖實錄》，卷4，1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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