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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魯迅先生曾給屈原作品以極高的評價,並說「其影響于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1919年「五四」前後,魯迅艱難地探索著中華民族前進的方向,1926年出版《彷徨》時他引《離騷》中的詩句作為書前的題辭: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餘至乎懸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對魯迅也產生過很大影響。

  在民族矛盾極其尖銳的抗日戰爭時期,郭沫若積極研究屈原,表彰屈原的愛國精神,並創作了歷史劇《屈原》,通過歌頌屈原宣傳反對賣國投降、反對專制暴政、提倡團結禦侮的思想,在當時起到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屈原是中國人民普遍敬愛的詩人,可以說沒有誰能夠取代他在廣大平民百姓中崇高的地位。據傳屈原是在農曆五月五日投江自盡的,在他投江後不久,民間就開始以獨特的方式來紀念他,這就是端午節包粽子和龍舟競渡。據南朝·吳均《續齊諧記》說: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並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

  這就是五月端午包粽子的由來,包粽子不僅流行古代,而且風行現代;不僅流行南方,在北方也極其普遍。

  又據《隋書·地理志》記載:

  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渡湖?」

  因而鼓棹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其迅楫急馳,棹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皆然,而南郡尤甚。

  劃龍舟的風俗,兩千年來盛行不衰,而且已擴展到世界範圍,這足以證明屈原在我們民族以及世界歷史上偉大的地位和不朽的影響。

  其次,屈原在詩歌創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對後世也發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說:「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這是說屈原的作品,無論是宏偉的構思,還是華美的言辭;無論是對文學才人,還是初學童子都提供了可學習的榜樣。

  屈原的詩歌開闢了我國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道路,與《詩經》開闢的現實主義詩歌的創作道路共同成為我國詩歌創作方法的優良傳統。屈原所奠定的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雖是用超現實的描寫來表現理想和激情,但又緊密地聯繫現實、反映現實。所以受其影響的許多優秀的浪漫主義文學家既有對時弊的揭露和批判,也有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李白是繼屈原之後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具有「濟蒼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也具有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以及憤世嫉俗、抨擊時弊的鬥爭精神,如《夢遊天姥吟留別》《遠別離》、《古詩十九首·西上蓮花山》等都是受屈原作品影響而寫成的傑作。

  屈原詩歌的象徵手法也開闢了後世「寄情於物」、「托物以諷」的文學傳統。對我國古代文學,特別是詩歌創作有著積極的影響。如張衡《四愁詩序》說:「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氛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于時君,而懼讒邪不得通。」

  明確標明《四愁詩》是採用屈原作品的象徵手法寫成的。

  唐代是繼承屈原的寫作方法進行創作的旺盛時期「斫取青光寫楚辭」的李賀,「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李商隱,都自覺地運用和發展了屈原作品的象徵手法,創造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楚辭體也稱騷體,是由屈原創造的新的文學樣式,這一文體的出現,在文學史上的意義不僅在這一文體的本身,還在於它對後世新文體、新詩體產生的深遠影響。屈原作品中鋪陳排比以及人物對話的表現方式直接影響了漢賦的產生。可以說,漢賦的「宏麗巨衍」、「鋪張揚厲」,從體裁到句法直接承接楚辭變化而來,是楚辭的衍生物。但它們幾乎都遵守著「勸百諷一」

  的創作原則,沒有學到屈原作品的精神。中國的古典詩歌最早成熟的是《詩經》的四言詩,而後逐漸演化出五、七言詩,並成為漢代以後詩歌普遍使用的體制,楚辭及漢代樂府民歌就處於從四言到五言、七言過渡的階段。屈原作品中出現了較多的不帶「兮」字的五言句、七言句,對後世五言詩、七言詩的產生起到了直接的影響。後世的詠物詩、遊仙詩、詠史詩、豔情詩、山水詩都能在屈原的作品中找到源頭。

  屈原作品思想上、藝術上的輝煌成就,為全人類提供了一份珍貴的文學遺產。他贏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榮稱號,1953年9月,他同波蘭的天文學家哥白尼、法國文學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何塞·馬蒂成為世界和平理事會號召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他的作品公元7世紀傳入日本,19世紀開始傳入歐洲,現已有英、法、德、意、俄等多種國家文字寫成的譯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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