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傳(5)_學達書庫

五

　　更有甚者，萬曆二十年（1592年），就是清太宗誕生的那一年，明朝因對內對外用兵，加上乾清宮、坤甯宮、皇極殿、建極殿、中極殿遭災，營修缺錢，明神宗竟向全國派遣大批宦官充任礦監稅使，到處進行公開的劫奪。有的專領稅務，有的兼管開採，都是皇帝的欽差，發給關防。在地方上創建礦稅衙門，一個礦稅使帶成千上萬的隨從和爪牙，狐假虎威，橫行霸道。他們在長江兩岸、運河沿路及其他各個交通要道，層層設卡。河西務至張家灣百里之內，貨物一來，上稅數次。儀真與京口，一江之隔，不過一二裡地，也要納稅兩起。窮鄉僻壤，米、鹽、雞、鴨，皆令輸稅。所謂開礦，不是真的穴地採掘，而是見到良田美宅，就說下面有礦脈，逼令納賄，強行勒索。礦監稅使走到哪裡，哪裡的人民就起而反抗。

　　從萬曆到天啟，約三十年中，總共爆發了反礦監稅使的城市民變數十起之多。明神宗的這種虐政，在一部分統治階級中間都激起了義憤。鳳陽巡撫李三才，慷慨陳詞，上疏請停礦稅。他說：「自從大興礦稅以來，萬民失業。皇帝陛下身為萬民之主，不僅不使他們有衣穿，還把他們穿的衣服奪走；不僅不使他們有吃的，還把他們吃的東西搶去。徵稅的使命，急如星火，搜刮的詔令，多如牛毛。今天某礦得銀多少，明天又加若干；今天某處徵稅多少，明天又加稅若干；今天某官阻撓開礦徵稅，明天某官玩忽礦稅被罷官。上上下下，惟利是聽。臣所管地區，在徐州抽稅的是陳增，儀真則是暨祿，在揚州收鹽稅的是魯保，沿江收蘆稅的則是郝隆，千里之內，稅使四布。加上無賴亡命徒，如虎添翼。有一個武英殿中書舍人程守訓，肆無忌憚，假借聖旨，詐取財物，動輒上萬。

　　湖北有人來說，那裡的礦稅使，沿路掘墳，得財物才停止。皇帝的聖心安呢，還是不安呢？況且一個人的心，也就代表了千萬個人的心。皇帝愛珠玉，別人亦愛溫飽；皇帝愛萬世，別人亦戀妻子。為什麼皇帝希望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鬥之儲？皇帝希望為子孫萬代著想，而不替老百姓眼前的一朝一夕想一想？翻開歷史看一看，朝廷有這樣的政令，全國有這樣的景象，能不造反嗎？」【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65，「礦稅之弊」。】明神宗的殘暴統治，激起了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加深了社會危機，所以歷史上評論明之亡，從神宗時的虐政已露出兆頭【《明史》，卷81，「食貨志」5】。

　　明封建統治集團的反動腐朽給遼東地區的社會發展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尤其是軍備廢弛，政治混亂，地方官掠奪壓迫，一再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

　　明代的遼東，西有蒙古，北有女真，南臨大海有倭寇，這對明朝都是威脅。主要是「北虜」（蒙古）與「南倭」（日本海盜）成為明朝的大敵。特別是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後，遼東為京師左臂，對遼東防守極嚴。從明初起，遼東就革去州縣，改行都司衛所統治，經常駐有馬步軍十余萬。但是這裡儘管土地廣闊肥沃，然而天氣寒冷，一年只有一熟，居民少，地廣人稀，封建壓迫沉重，社會發展比內地較為落後。明初為供應軍需糧食，在遼東大興屯田，永樂時達到極盛，軍士三分屯種，七分守城，阡陌相連，屯堡相望。對解決一部分軍糧供應，促進經濟發展及保證社會安定起了一定的作用。不過這樣的時間不長，屯田很快遭到破壞，於是遼東經常出現糧荒，軍餉也不足，要冒很大風險靠海道從山東運糧到這裡來救濟。

　　延至明中葉，遼東的經濟生活更加困難，災荒連年，封建統治者照樣敲詐勒索，因而爆發一起接一起的民變和兵變。嘉靖間（1522－1566），巡撫遼東都禦史呂經削減遼東軍士的余丁和牧田，把撤下來的丁田造冊徵稅，妄圖增加剝削。巡視遼陽時，他又強行役使軍士為其築牆台，引起軍士反抗，毆打都指揮劉尚德等，呂經倉皇踰牆逃跑。起義的軍士將徭役冊籍焚毀，鳴鐘擊鼓，號召民眾，散發武器，關閉城門，釋放囚犯，在苑馬寺搜尋到呂經，將其衣冠撕裂，扭他到都司衙門。明朝兵部得知，下令安撫義民，撤回呂經。繼遼陽之後，廣寧、撫順相繼發生了兵變。歷經幾年時間，為巡按遼東禦史曾銑鎮壓【《明世宗實錄》，卷173，12頁；卷174，4~5頁；卷175，7頁。】。

　　最嚴重的是神宗時期的虐政，造成了遼東大亂。促成這一局勢惡性發展的是李成梁和高淮。李成梁字汝噐，高祖以來世為鐵嶺衛指揮僉事，本人英勇驍健，有大將才，因一時家貧，到四十歲以後才得襲職。隆慶元年（1567年）積功至遼東險山參將。到了萬曆初年，由於屢次反擊蒙古察哈爾部侵犯，升為遼東總兵官。後來又不斷戰勝蒙古及女真對邊境的騷擾，深得明朝的重用，加官至太子太保，封甯遠伯，世蔭都指揮使。現在遼寧省北鎮縣城內還留有明時為李成梁修建的牌坊，上寫「鎮守遼東總兵官兼太子太保甯遠伯李成梁」等字。李成梁在保衛遼東地區人民生命財產及社會安全方面，是有貢獻的。但是他先後鎮守遼東三十年，成為「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的第一人。他既貴且富，驕橫跋扈，培植家族勢力，一門皆將，弟成材為參將，子如松、如柏、如楨、如樟、如梅，都當上了總兵官。軍費、馬價、鹽課、市賞等錢，無不貪污，甚至「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

　　凡朝廷內外達官要人，他都與之勾結，飽送賄賂，使他們為自己利用。而他的戰功，有許多是虛冒。他都是在遙遠邊境作戰，欺騙蒙混，無法對質。有時敵人侵入內地，藉口堅壁清野，觀望不戰；還有以敗為勝，殺良民充功領賞。自內閣、督撫、監司，各個部門的人都跟著他轉，誰反對，就打擊排斥誰。萬曆初年，兵部侍郎汪道昆巡閱遼東邊境，李成梁建議移孤山堡于張其哈喇佃，險山堡於寬佃，沿江四堡於長佃、長嶺等地，可以開拓新疆七八百里，廣收耕牧之利。這一建議上報朝廷，得到批准。

　　幾十年以後，寬佃等六堡已經建成，陸續到這裡落戶安家的有六萬四千餘戶。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竟以「地孤懸難守」為名，與總督蹇達、巡撫趙楫提出放棄這一地區。他們為貫徹這個決定，強迫人民搬到內地，居民留戀家室，這些人就調動軍隊威脅，造成很多人死亡。為此，兵科給事中宋一韓極力反對李成梁等的做法，認為寬佃等六堡不可棄，棄六堡是資助努爾哈赤，應定為通敵大罪。熊廷弼經過調查，也指出放棄寬佃等六堡有利於努爾哈赤，不利於明朝。明神宗有意包庇李成梁，對正確的言論一概置之不理【《明史》，卷238，「李成梁傳」。】。

　　在李成梁稱雄遼東時，高淮也到了這裡肆意橫行，為非作歹。高淮本是一名無賴宦官，他用賄賂的手段，得到明神宗的寵信，當上了遼東的礦稅監。最猖狂時他亮出的頭銜是：「大明國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協同山海關事督征福陽店稅兼管礦務馬市太府高」【《李朝實錄》，宣祖卷160，120頁。】。高淮從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來到遼東，到三十六年（1608年）被軍民趕跑，共在遼東作惡十年。

　　明神宗決定派高淮為遼東礦稅監，不少有遠見並關心明朝命運的官僚提出反對。時任遼東巡撫的李植委婉地指出，慫恿高淮到遼東開礦收稅的是不顧國家大計，只為個人自私自利，說明神宗的命令「非出自皇帝的本心」，企圖給這個最高統治者一個臺階，讓他收回成命。李植的一相情願對明神宗毫無用處。不是別人，正是明神宗親自決定派高淮。他曾專為高淮徵稅的山海關稅店賜名「福陽店」。原來任命高淮的敕書，上面沒有「鎮守」字樣。高淮自己公然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指責他欺世盜名，官司打到了明神宗那裡，明神宗也就站出來給高淮解圍，居然說：「朕固命之矣。」【《明史》，卷305，「高淮傳」。】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