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22)_學達書庫

二二

　　北上渡黃河後，他至武家墩又一次閱視高家堰堤工，乘船至德州登岸回京。這是乾隆最後一次閱視河工。

　　當時河臣請將高家堰堤工中的三堡、六堡等低矮磚堤加高，乾隆認為石工比磚工經久耐用，指示地方官不必吝惜帑金，仍修築石工。在徐州附近，他命令嵇璜、薩載等會同勘察兩岸石堤，凡不足十七層的一律加高至十七層，建成了非常堅實壯觀的河防工程。乾隆視察河防後由水路北歸，從德州登陸路，於五月初九日回圓明園。

　　第六次南巡從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開始。前五次南巡時，乾隆曾諭令將江蘇、安徽、浙江等省軍流以下人犯各予減等發落，這次南巡時因天旱祈雨，減刑的地區除蘇、浙、皖三省外，又增加直隸、山東兩省。減省刑法，「用播德音，以符寬大」，也是乾隆南巡時安定社會秩序，收買民心，維繫滿、漢聯合的一種辦法。乾隆到山東時至岱廟行禮、謁少昊陵奠酒、祭祀周公廟、臨孔廟瞻禮、去孔林祭酒。渡黃河後沿運河南下至浙江石門縣，乘馬度城後，乘輕舟最後一次去海寧閱視海塘，又至尖山觀潮，然後回到杭州。當時，《四庫全書》已經編纂完成，乾隆以「江浙為人文淵藪」，命將繕寫的六部《四庫全書》中的三部，分別藏于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西湖孤山之文瀾閣，以「嘉惠士林」。為了讓這一部我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大叢書能夠充分發揮作用，他告誡地方官員對這些書不必過於珍護，使讀書稽古之士「無由得窺美富」、「千箱萬帙徒為插架之供，無裨觀摩之實」，並規定這三部「四庫全書」在分藏文匯、文宗、文瀾之閣後，「如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陸續領出，廣為傳寫」。

　　這次南巡，乾隆同樣非常注意滿漢之間的聯合，四庫全書館副總裁王傑丁母憂回籍，專赴覲見。七十多歲高齡的乾隆高興地說：「汝來甚好，君臣久別，知爾應念我，」造成君臣之間的父子般親切氣氛。乾隆在杭州時，為了振興武備，又一次檢閱了福州水師。

　　當這位老皇帝結束了他的最後一次巡行回程北上時，在杭州非常感慨地對諸皇子和軍機大臣說：「我皇祖（康熙）臨禦六十一年，六巡江浙，深仁厚澤，浹髓淪肌，臣民愛戴思慕，出於至誠。朕纘緒以來，敬紹前謨，亦六度南巡，凡籌辦河工海塘事宜，無一不仰承彝訓。」要求軍機大臣等對他自己南巡的措施以及「諸臣及僕役之如何守法，地方大小官吏之如何奉公，民人之如何瞻覲親切」，進行評論，「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這裡，除去頌揚之詞外，乾隆表明了南巡是承續了康熙的前例的。乾降回程時再一次去江寧，最後一次親自祭奠了明太祖陵，沿運河北上至德州登陸，從陸路於四月二十三日回圓明園。

　　乾隆六次南巡，從其主要方面來說是積極的、應予肯定的。

　　在政治上，經過康熙，雍正年間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國家統一的鬥爭，在乾隆時期，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但是，即使是在被史家稱之為封建盛世的乾隆時代，某些少數民族的上層反動集團發動的叛亂活動仍然連續不斷，英、俄等殖民主義侵略勢力長期在我國邊疆製造分裂活動，某些外國封建統治者公然入侵我國的領土。鞏固國家的統一，維護各民族的聯合和團結，捍衛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仍然是乾隆面臨的重要任務。乾隆南巡期間採取的一切優容漢族官僚士紳，選拔優秀的漢族人才，蠲免地方租賦和減省地方刑罰，獎勵年壽很高的漢族人民，祭奠歷代漢族名人和皇帝祠墓，祭奠孔廟、孟廟、岱廟、周公廟、大禹廟等漢族幾千年來崇拜和尊敬的神廟，等等，都是為了從政治上、思想上聯合和團結漢族地主階級，爭取漢族人民對清政權的支持。

　　乾隆的主觀目的當然是為了鞏固清政府的統治，但是，在客觀上這些措施對於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保證我國當時的強盛和安寧都是必要的。在經濟上，乾隆繼承了康熙治政務實的傳統，在六次南巡中，五次親自閱視河工，四次親自閱視海塘，對這兩項直接關係到封建國家的鞏固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大工程能親自踏勘考查，對有意見分歧的工程技術問題不匆忙決斷，而能認真聽取地方人士的意見，作出不少考慮周詳，比較正確的治理決策，糾正地方官員中那種浮誇不實、崇尚空談的作風，特別是當他年過七十以後的最後兩次南巡中，還分別巡視了河工和海塘，對過去工程中未曾解決的善後問題作了考慮周詳的決定。

　　如果我們摒棄民族的偏見，堅持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來評價歷史人物，應該承認和肯定乾隆在南巡中那種一貫治政務實、勤於政事的可貴之處和對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進步作用。在思想文化上，乾隆在南巡中極力提倡和宣傳漢族的思想文化，優容和獎勵漢族的著名學者，選拔對治政具有卓見的優秀人才，對當時我國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也是有利的。因此，乾隆南巡是清代中期歷史上一件值得一書的大事，我們應該承認和肯定它對當時我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

　　但是，乾隆南巡也有很多消極面。首先，雖然乾隆一再諭令官員南巡時要「力戒粉飾增華」，「所有行營供頓悉出內帑，絲毫不以擾民且更特賜公項俾通融協濟，不許苛索於民」，「凡屬虛文浮費，概宜盡力摒除，兵丁以及隨從人等皆著該管大臣各嚴加約束，經行所至，不得稍有滋擾」，「一應供頓，俱令動支公項」。第二次南巡時，又要求：「朕時巡江浙，已屢降旨，令該督撫等毋事浮靡，務實簡樸，並飭禁一切商捐陋習。」但是其隨從和地方官員對這些上諭視若罔聞，一味鋪張增華，惟求逢迎獻媚；而乾隆對此實際上也並非嚴行禁止，造成了國庫帑金的大量浪費，滋長了官吏的營私舞弊之風，給人民帶來了很大的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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