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19)_學達書庫

一九

　　§七、借我一雙慧眼吧

　　後主的祖父李昪，所以能擁兵自重，逼迫吳王禪位，不僅在於他自身的膽識過人，機智超群，還在於他能任賢用能，得到不少有勇有謀的文臣武將的全力相助。他在任金陵節度使之前和之後，都很注意體恤下屬，與士兵將領同甘共苦，深受部屬愛戴。他還慧眼識英雄，提拔了出身寒微的周宗、蕭儼等一班有才識的將領，使他們從士兵中脫穎而出。這些人後來一直忠心耿耿地隨他鞍前馬後，為他以後稱帝立下了汗馬功勞。李昪稱帝建南唐國後，這些開國元老並沒有居功自傲，為了報答李昪的知遇之恩，他們仍全心全意地輔佐李昪治理朝政，君臣上下一心，同心協力，把南唐整頓得井井有條，繁榮昌盛。中主李亶繼位，因為不辨忠偽，不會察人用人，至於誤用了馮延已等一大批輕薄文人，終於把李昪辛辛苦苦一輩子掙來的南唐半壁江山拱手讓人。後主李煜，稟承了父親的無知人之能，寵信徒有文采而無實際治國安邦才能的文人墨客，致使本就國力大減的南唐終成奄奄待斃之勢。

　　事實上，後主並非不懂得偏信則暗，兼聽則明的道理，也並非不知道國家危亡之秋，更應任賢用能。

　　他在以尚書令知政事位居東宮時，就在崇文館公開招納天下賢良。公元967年，他又命令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輪流到光政殿住宿值班，與他們議論治國之道，商討治理國家的良策。但是天下事並非只要有心就可以成功的。

　　有用賢之心未必能得賢，大開言路也未必能得到真正有益的忠諫。它要求君主要有判別對錯，明察賢愚的眼光和才能。後主的氣質和才能，完全是作文人藝術家的料子。後來他投降北宋寄人籬下時，有一次宋太祖趙匡胤宴請群臣，也請他前去作詩助興。他看到太祖背後為太祖搖扇的宮娥手中的扇子，當即吟道：

　　「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聽後仰頭大笑道：

　　「滿懷的風能有多少？」又讓群臣與李煜談論詩詞、音律。李煜本是行家裡手，自然振振有詞，旁徵博引，議論十分精闢。太祖當下意味深長地評論道：「好一位翰林學士。」趙匡胤的這一評論，雖然略帶譏誚諷刺，倒也很實在。俗話說「人以類聚，物以群分」，文人性格的後主拔用的賢士，果然大多是富有文采，高談闊論的文人，很少有真才實學，平定社稷的棟樑之才。

　　例如被世人譏為「五鬼」之一的馮延魯，本來就是個好大喜功，貪圖個人利益的卑鄙小人，根本不考慮國家興衰大計。當初中主興兵討伐閩國，聽從了他的佞言，而他所以要極力慫恿中主出兵伐閩，完全是為了他個人贏得政治資本。據說對他的這一舉動，他的兄長馮延已都頗不以為然地責問他說：「士以文行飾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險事以要祿？」馮延魯卻厚顏無恥地對答道：「哥哥你自然可以按常規辦事，我卻不能按部就班地等待資歷夠了才作宰相。」可見他的卑瑣用心。這次伐閩兵敗，南唐損失慘重，馮延魯理應引頸就戮，可中主卻因一貫寵信於他而沒有給他治罪。後來他任東都（揚州）留守，遇到後周南侵，又一次損兵折將。他為了逃命，自己剃了光頭竊了僧袍妄想逃跑，可還是被後周擄去當了戰俘。

　　當時有人作偈語嘲笑他這一行徑說：「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為行腳之僧。」周世宗一念之仁，又將他放回南唐。宋朝建國初年，馮延魯奉命出使，在宋太祖面前說了幾句北宋不應該討伐南唐的話，就把宋沒有立即出兵征伐南唐作為大功自居，在朝臣面前沾沾自喜，不可一世。可就是這樣一位無識無德的輕狂文人，只因少時頗有文名，後主就對他優待有加，視為奇才，還曾親自斟酒請他喝。馮延魯內心醉心名利，表面上卻標榜清高隱逸。他曾在同僚面前說：「當年唐玄宗賜給賀知章鏡湖三百里，這我不敢奢望，今主上要是能賞給我後湖數曲，我也就了卻夙願了。」徐鉉馬上語含譏誚地答道：「主上對於近臣，怎麼捨不得一座玄武湖？只可惜他要到哪兒去找賀知章這樣的高人呢？」說得馮延魯悻悻不已而又無言以對。

　　徐鉉也是當時後主器重的一位大臣，他人品比馮延魯好，可也沒有什麼治國經邦的真本事。他博聞強記，學富五車，詞采極為出眾，是當時名噪江南的大才子，後主對他極為倚重，授以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等要職。徐鉉也想盡心盡力地輔佐後主，可他同後主一樣，也是生就的翰林學士的料子，對於治邦安國，實在也是拿不出什麼良謀善策來，真可謂「心有餘而力不足」。就他所占的職位來說，他也是不稱職的。

　　還有潘佑和李平，這兩個人素來被世人認為是後主臣中的兩大忠臣，的確，他們是對後主頗為忠心，並沒有任何叛變變節的意圖，但他二人也算不上良臣。

　　潘佑為文，詞采富麗，思路清晰，是有名的筆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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