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68)_苑書義

六八

　　袁世凱，爾不知耶？這真是小人！他巴結翁叔平，來為他作說客，說得夭花亂墜，要我乞休開缺，為叔平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的「挺經」，正用得著，我是要傳他衣缽的。我決計與他挺著，看他們如何擺佈？我當面訓斥他，免得再囉唕。我混了數十年，何事不曾經驗，乃受彼等捉弄耶？

　　翁同龢有意把李鴻章趕出北京，以便「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但結果以失敗而告終。李鴻章所以未被」放歸田裡」，主觀上得益于曾國藩的「秘傳心法」——「挺經」，絕不奏請開缺休致；客觀上則憑藉於權勢者們的支持，慈禧、奕「眷念鴻章舊勞，始終欲保全之。」

　　李鴻章雖被投閒置散，但每盱衡時勢，既為自己洋務事業的破產而撫膺歎息，又因無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憂心忡忡。他對自己「一生事業」進行了反思，似乎有意借鑒歷史經驗探尋出路。他曾經發出過這樣的慨歎：「功計於預定而上不行，過出於難言而人不諒，此中苦況，將向何處宣說？」他環顧左右，終於選定吳永作為宣說的對象。吳永（字漁川，浙江吳興人）是曾國藩孫女婿，時在李幕，被李鴻章「以通家子弟相待」，「晨夕左右，幾逾一載」。李鴻章經常與吳永枯坐庭院，「隨意談論」。他說：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濃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濃，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原來被引以為自豪的北洋梅陸軍，在甲午戰爭中一觸即潰的嚴酷現實，使李鴻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所辦之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虛有其表」，外強中乾。這種不幸結局，導源於「內外牽掣」，不能「放手辦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稱「裱糊匠」只會「修葺」而不能「改造」「破星」，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怎好不從「破星」本身尋找原因，反而歸咎於「裱糊匠」呢！

　　李鴻章對那些「遇事彈糾，放言高論」的「言官」，深惡痛絕，每當說及，即「以足頓地，若猶有餘怒者。」他認為「言官制度，最是壞事」，明朝之亡，就亡於言官。言官都是「少年新進」，不通世故，也「不考究事實得失，國家利害，但隨便尋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一篇議論，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現在辦事，舉步維艱，動輒得咎，大臣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又不能坐以待斃，常常苦心孤詣，想出「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官以為有機可乘，就群起而攻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無事，國家前途，甯複有進步之可冀？」

　　李鴻章抨擊「言官」並不是偶然的，他與其他同僚相比，被「言官」「彈糾」的最多、最厲害，有的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他認為自己所倡導的「和戎」與「變法」之所以難於奏效，「言官」的阻撓破壞是一個重要因素。「言官」問題，關鍵不在於個人，而在於制度。當然他全盤否定「言官制度」，意氣多於冷靜分析，不肯反躬自省，而一味委過於人。「言官」雖有「摭拾浮詞」、「肆口妄言」、「黨同伐異」、「受人請托」等等弊端，但也不乏深切時政從實直陳者，對糾正失謬頗有裨益。

　　李鴻章曾批評曾國藩晚年求退為無益之請，公開為戀棧苟安、爭權奪勢的思想行徑辯解。他說：「今人多諱言『熱中』二字，予獨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熱中。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熱中耶？」這表明李鴻章並不甘心久居散地，熱中於爭取清廷的信任，東山再起，重遊宦海。正如時人所說的：「李鴻章疊經參劾之後，入居清近之任，不思引退，常恨失權，圖度數月」。1896年2月陷於窮途末路的李鴻章接受了出訪歐美的重任，新的使命使之萌發了絕路逢生之感，他欣喜地說：

　　某當辭華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於此已作一大結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誠為某今日詠矣。

　　§「老來失計親豺虎」

　　李鴻章出訪歐美，是由當時國際國內形勢決定的。

　　甲午戰爭改變了戰前相對穩定的遠東形勢，加劇了列強對中國的爭奪。日本一躍而成為新的軍事強國，擠進了帝國主義行列；俄國侵略野心迅速膨脹，積極向遠東擴張勢力，日俄矛盾日益尖銳。英、日在共同對俄的基礎上，逐漸靠攏。由於甲午戰爭徹底暴露了清政府的無能和中國的積弱，戰後帝國主義列強爭先恐後地猛撲過來，出現了幾個大國激烈爭奪中國的局面。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亡國大禍迫在眉睫。

　　90年代初，俄國開始修築橫貫歐亞兩大洲、西起莫斯科、東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企圖借此在遠東取得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大的優勢，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國際商業活動。1894年西伯利亞鐵路修到外貝加爾地區，關於鐵路走向問題，沙皇批准了財政大臣維特提出的橫穿中國東北的方案，因為這不僅可以縮短路程，節省經費，加快進度；而且便於對中國和遠東地區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擴張。方案既定，便開始設法實施。

　　1895年6、7月間俄國未經清政府同意，擅自派員赴中國東北勘測路線。11月，維特向中國駐俄大使許景澄提出「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與中國訂立合同」的主張，企圖以所謂中俄合辦、「無礙主國事權」為幌子，誘騙清政府上鉤。不久俄國外交部電令其駐華公使喀西尼與總理衙門商辦「公司之議」。維特還奏准撥出「一筆適當的款子」，供駐華公使用以賄賂「清帝親信近臣」。但後來俄國考慮到北京眾目睽睽，不利於秘密談判，又恰值沙皇尼古拉二世將要舉行加冕典禮，於是便選定彼得堡作為談判地點。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禮定於1896年5月舉行，各國均派特使致賀，清政府擬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聞訊提出抗議說：「皇帝加冕，俄國最重之禮也。故從事斯役者，必國中最著名之人，有聲譽于列國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輕，不足當此責。可勝任者，獨李中堂（鴻章）耳。」1月24日光緒與翁同龢商討此事。2月10日奉懿旨，改派李鴻章為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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