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36)_學達書庫

三六

　　§2、同情、支持康梁變法

　　甲午戰爭後，在清政府結強鄰以為外援的同時，國內朝野人士由於受到戰敗的刺激，一時要求變法的呼聲高漲。此種呼聲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要求加快加大洋務的進程。因為在李鴻章看來，這次中國戰敗，主要是由於洋務事業受到極端守舊勢力的阻撓而未能放手地進行所造成的。他希望通過這次戰爭的失敗，能使「中國僥倖得從長夜之迷夢中覺醒」「促成中國發奮圖強」。所以在簽訂《馬關條約》回國後，他便極力勸說光緒皇帝，變法自強以戰勝敵人。二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思想家要求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就在李鴻章呼籲「變法自強」之際，在神州大地上奮然興起了資產階級維新運動。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多次上書光緒皇帝，痛陳變法的迫切性。無論康有為提出的「再立堂構」，還是梁啟超主張的「變官制」都是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以上兩種變法呼聲，雖有重大差別，前者是代表封建營壘中洋務派官僚的主張，後者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但兩者主要的衝擊對象都是封建營壘中的極端守舊勢力，這使李鴻章非但未感到來自後者的嚴重威脅，反而認為由於維新變法思潮的高漲，對其願望的付諸實踐是有利的，因此他對康、梁首先產生的不是對立情緒，相反，在某些能夠容納的方面則給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此外，光緒二十二年秋，李鴻章出訪歐美各國考察，由於親自接觸了西方文明，目睹了歐美各國的富強，思想為之一變。

　　他認為：外國的物質文明是先進的，政治制度也比中國強，他對中國進行變法的必要性，有了進一步認識，這也促使他在變法運動中，傾向于維新派。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思想家奔走呼號以求變法維新。從1894年起，他們就指陳舊弊，抨擊科舉、呼籲變法、提倡民主、出版書刊、結社講演，極力主張仿效西方開議院，立制度，興民權，重民權。這些主張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持，終於導致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運動。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下詔定國是，表示了實行變法的決心，開始了「百日維新」新政時期。光緒二十四年六月，維新運動達到高潮，李鴻章進行了一些活動。鑒於淮軍和北洋水師的慘痛失敗，他十分支持光緒帝「整軍經武」的措施，並寄希望于淮軍將領聶士成所率30營淮軍舊部的整頓；由於從事了幾十年洋務活動，使李鴻章對經濟相當敏感，他對維新派振興農、工、商業十分支持。他支持維新派廢八股，辦新式學堂的措施。「百日維新」中有一件大事。

　　1898年7月，京師大學堂成立，孫家鼐任管學大臣。李鴻章為借激進的康有為代替腐儒而取得教權，並用康有為之才及其開通的思想，培養一批能肩負洋務重任的人才，便向孫家鼐推薦康有為任京師大學堂的總教道。對於官制，他按光緒帝裁撤閒散衙門的旨意，建議詹事府併入翰林院，通政司併入內閣，太僕寺併入兵部，大理寺併入刑部，光祿、鴻臚二寺併入禮部。由於李鴻章傾向變法，因此，維新派人士康有為、梁啟超等，均與他有所接觸。個別維新派官員，如翰林院編修徐仁鑄，還成為李鴻章的座上客。

　　1898年9月，慈禧太后發動政變，鎮壓了戊戌變法運動。在慈禧殺害、監禁維新派時，李鴻章力保維新派大臣、禮部侍郎徐致靖，使他減刑。1899年12月19日，慈禧因康有為、梁啟超在海外聯合華僑倡保皇會，命李鴻章署理兩廣總督，以便鎮壓康、梁餘黨。李鴻章抵達廣東後，在慈禧的三令五申下，不得不做些姿態，按照慈禧的懿旨，頒文「懸賞購線」，以除康、梁，但他私下裡對此事卻不以為然。

　　實際上，李鴻章「懸賞購線」捕康、梁，不過是表面文章。1900年2月11日，慈禧命李鴻章將康有為、梁啟超廣東本籍祖墳鏟平，但李鴻章拖延至4月仍未執行。後遭慈禧嚴厲申斥，始派人鏟平。可是暗中卻與康、梁仍有書信來往。當慈禧血腥屠殺維新志士時，李鴻章不怕受牽連，指出「捕新黨之謬」，並暗中設法為一些新黨人士開脫「罪責」。對於已經逃出北京到達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安危，李鴻章一直放心不下。李鴻章在一次宴請伊藤博文及其隨員大崗育造時，還試探性地問及日本對康有為如何「處置」的問題。

　　以上的史實表明，維新變法運動中，李鴻章是支持、同情康有為、梁啟超的。但總的來說，他是表面上觀望，暗地裡支持。雖然他對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的觀點持支持、贊同意見，但他本身依附于封建王朝，不可能公開對他們的觀點加以贊許和支持，所以只能採取這種態度，但他在戊戌變法運動中所做的一些較為積極的支持變法的行為，我們應當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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