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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從此,大臣們上朝參見高祖劉邦之時,個個都遵守禮儀,井然有序,突出了專制君主的獨尊地位。一日早朝,文武百官身著官服,精神抖擻,按次序入朝拜見劉邦,宮殿外面,旗幟飛揚,威武雄壯的衛士,立在旗旁,顯得十分莊重威嚴,劉邦見到這一切,心中十分興奮,他對大臣們說:「今天我才真正體驗到做皇帝是多麼尊貴和崇高呀!」

  由於秦末的農民起義以及後來劉邦項羽為爭奪天下而發動的楚漢戰爭,使經濟在長期戰亂中遭到嚴重的破壞,特別是農業,損失更大。糧食嚴重不足,每石米價高至五千甚至一萬錢。劉邦建立漢朝後,看到了全國經濟衰落的情形,下令大力恢復農業生產,注意休養生息,從經濟上鞏固新建的政權。他下令大批的士兵復員回家,開展農業生產,從軍的吏卒留居關中者免除徭役12年,返回家鄉的免除徭役6年。公元前199年三月,劉邦又下詔,吏卒在平城戰役(後來滅異姓王的一次戰役)中參戰的終身免徭役;公元前196年六月,又下令,當年跟隨劉邦入巴蜀、漢中和關中的士卒終身免徭役。這樣一來,大量的士兵解甲歸田,在長時間內免除了他們的徭役,對恢復農業生產十分有利。

  劉邦是從秦末農民大起義中發展起來的。他深知秦朝的暴政對人民的殘害,加上秦末的連年征戰,廣大勞動人民已疲憊不堪,為了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劉邦在建國初執行輕稅薄賦的政策。秦漢之時,政府的農業稅和私人地租都叫「租」或「稅」,「賦」一般指戶賦、口賦、算賦等戶口稅。漢朝建立後,「輕田租,什五而稅一」,即只抽農產物的十五分之一為農業稅,比起秦朝來,稅率是相當低的。當時封建政府的田租是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徵收的,而土地大部分為地主所佔有。輕租政策的實施實際在很大程度上是扶植地主經濟的發展,對於鞏固封建統治階級的地位是十分有利的,當然,輕租薄賦也減輕了廣大農民的負擔。

  漢初戶口稅是沿襲秦朝的,每戶每年交戶賦二百錢,另有算賦(人頭稅),公元前203年起在關中開始實施。規定十五至五十六歲的成年人每年出一百二十錢,叫做「算」,主要用來供軍費開支。全國統一後,郡縣官吏特別是地方諸侯王們,以向皇帝「獻費」

  為名,隨意大增賦額,為人民所痛恨。公元前196年二月,劉邦下令,「獻費」定為六十三錢,不得額外再增,這才削減了地方官吏對人們的欺壓。

  除了農業經濟的問題之外,漢初商人經濟力量的迅速膨脹,也成了頗讓劉邦頭痛的問題。第一,漢初從事冶鐵、煮鹽和鑄錢的大工商主,大都役使奴隸進行生產,一個佔有一百個奴隸的工商主,其財富敵得上「千乘(戰車一輛稱一乘)之家」的諸侯王。臨邛(qióng)(今四川邛崍縣)卓氏冶鐵致富,擁有僮奴八百,其享受比得上皇帝。富商巨賈憑藉其雄厚的財力結交地方諸侯王,勢力龐大,不利於中央皇權的鞏固。

  第二,棄農經商的人逐漸增多,農業勞動力相對減少,商人們還利用高利貸來兼併土地,使一部分農民破產,這都有害於農業經濟的穩定與發展。第三,不法商人擾亂物價與金融,如楚漢戰爭期間米價貴至一石萬錢,長安商人任氏囤糧居奇,大發其財。漢初允許民間鑄錢,有的奸商摻雜鉛鐵,濫造錢幣,致使物價暴漲,金融秩序混亂,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財政和人民的生活。

  鑒於上述情況,劉邦實行了「壓抑商賈」的政策:

  (一)從政治上和社會地位上加以抑制。不許商人及其子孫為官,不許商人穿錦繡綺絺紵(指不同的絲製品。)等製作的精細的衣織物,不許商人佩帶兵器和乘車騎馬。

  (二)規定商人和奴婢要加倍出算賦,奴婢的算賦由其奴主繳納。這一規定大大加重了商人特別是擁有大批奴隸的大工商主們的賦稅負擔。

  不過以上壓低商賈們政治社會地位和加重賦稅的措施,並沒有觸動基本的生產基礎,因此未能有效地阻止商人經濟力量的繼續膨脹。後來漢武帝強行剝奪了許多富賈巨商的財產,包括他們經營的工商業,又把煮鹽、冶鐵和鑄錢統統收歸國家專營,才有力地抑制侵害農業的商人勢力,給了殘存的工商奴隸主以毀滅性的打擊。

  總之,高祖劉邦自稱帝建國之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實行一些新的政策,使國家能迅速從戰爭的混亂局面中擺脫出來,走上了一條穩定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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