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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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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直筆修史言無忌 千古公案論優劣 元和六年夏,韓愈再次被召回朝,任職方員外郎,次年二月,複任國子博士。職位不高、事務清閒,韓愈的抱國之志仍然無法得以實現,抑鬱之中,作文《進學解》聊以自慰。 當時宰相李吉甫、李絳、武元衡讀了他的文章後,對於他的懷才不遇深表同情,考慮到他深厚的古文功底,因此這年三月調韓愈任北部朗中兼史館修撰。 然而,對於這個職務,韓愈卻不願接受,頗多怨言。別人問起來,韓愈道: 「作史之人,不有人禍,必有天刑。」 問的人奇怪了,探問原因。 韓愈振振有辭:「君不知孔子聖人,作春秋,辱于魯、衛、陳、宋、齊、楚,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乎為一部史書死盡;左丘明記春秋時事,結果雙目失明;司馬遷記史記而遭刑誅,班固作後漢書而瘐死,如此說來,這寫史之人,不得善終。」 聽得此話,問話的人被說服了,對韓愈的做法深表理解。 然而,當遠在永州的柳宗元聽完後,頗為氣憤,想當年韓愈與自己年輕時都抱有作史的壯志,二人每次談到此事,慷慨激昂、指點江山,希望能「誅奸究於既往,發潛德之幽光」。可如今韓愈作了史官,有如此好的機會可以實現當年的理想,卻因一些無妄之說畏縮不敢有所作為,柳宗元越想越氣憤,於次年正月修長信一封,托人帶給韓愈,信中對韓愈所謂的理由一通批駁,並嚴厲指責畏縮不敢有為,並在信尾勸韓愈如果沒有勇氣去做一個直筆史官,就不要占著那個官位,及早讓賢。整封信言辭鋒利,像一把利劍刺痛了韓愈。 讀罷柳宗元的信,韓愈羞愧難當,無言以對,想起自己年輕作史的志向,更是覺得非常慚愧。但又礙於臉面,在給柳宗元的回信中未提不願為史官的話,而是說史事「疑不得實,未記錄」。 從此韓愈認真考證,潛心著書。至元和十年夏,韓愈修成順宗實錄五卷,忠良奸佞,莫不備書,直筆陳言,無所顧忌。尤其是對宦官的惡行,更是毫不留情地進行揭露與批判。 元和九年,韓愈多年的好友孟郊因病而死。噩耗傳來,韓愈悲痛難收,想自己與孟郊自長安趕考時相識,志同道合,為改革詩風、提倡古文運動而並肩戰鬥,如今自己年屆半百,而摯友卻先行而去,如同失去左膀右臂,怎不讓人扼腕歎息。 記得在自己的《雙鳥》詩裡,韓愈把摯友孟郊與自己比作雙鳥: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 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岩幽。 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 兩鳥各閉口,萬家銜口頭。 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 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 有耳聒結聾,有舌反自羞。 百舌饒舊聲,從此恒低頭; 得病不呻吟,泯默至死休。 這是兩隻不同凡響的異鳥,雖未開口,天地萬家已銜於口頭,一旦鳴起來,響遏行雲的嗓音就震懾得那些俗鳥耳聾舌羞。可如今,卻只剩下自己孤零零一個,如何還鳴得起來。韓愈滿心傷悲,深切的懷念,都寄寓在《貞曜先生墓誌銘》中了。 嗚呼!長歌當哭。 貞元十年,白居易作《與元九書》,陳述他的詩歌主張,道:「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串古今,爾見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 狹隘的現實主義文學主張和激進的文學上的功利主義,使白居易認識不到李白詩歌浪漫主義的積極意義。加上在這之前元稹所作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談到: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庚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否,模寫物象,及東府詩歌,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翰,況堂奧乎?」 在對杜甫大加讚譽的同時,而貶低李白。由此,社會上流行起一股揚杜抑李的風氣。 而對韓愈來說,他一向尊尚李白、杜甫,此二人在詩壇上泰山北斗的地位,在他心目中是高大而不容軒輊的,倘有所軒輊就是褻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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