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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白居易不僅是一位傑出的詩人,還是一位優秀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亦富含清新雋永、興味濃郁的特色。《舊唐書·》裡說「居易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他的奏本議章「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源」。白居易的散文,可以說是飽含著詩情的,只是由於他的詩名太高,他的散文便不像詩歌那樣為人所盛道了。

  中唐時期,文壇崛起了以韓愈為首的一派古文大家,他們總結了前人反對駢文的經驗,提出了一些文體復古的理論,在「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韓愈的倡導和身體力行之下,形成了古文運動。但矯枉必然過正。韓愈的有些散文,已經是比較古奧、生澀了,到了樊宗師等人時,則弄到了怪誕奇特難以句讀的地步,從而失去了讀者。

  和韓愈等人同時代、同作散文的白居易,他所寫的散文,一般和他的詩歌語言一樣,講求口語化,通俗化。這時由於城市經濟發展,市民的文學興趣高漲,他們所歡迎的,當然是白居易作品的這種語言風格了。

  白居易為了應付制科考試,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都做了政論文,他把這75篇論文編成了一本書,這就是有名的《策林》,其文辭簡潔明快,說理清楚透闢。後來寫的山水遊記、景物小記,狀物寫景,尤其富有情趣,使讀者如身臨其境,盡收眼底,又情致盎然,耐人玩味。如《草堂記》、《江州司馬廳記》、《錢塘湖石記》、《冷泉亭記》、《三遊洞記》、《荔枝圖序》、《劉白唱和集解》等等。除了《策林》之外,其他一些奏疏、書簡裡的政論文,上可繼承、媲美于賈誼、晁錯的奏疏。

  作為一位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還有一套比較完整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綱領,這是前無古人的,他不愧為現實主義詩歌的先驅。

  白居易認為,文學作品應該真實地反映社會現實,有的放矢。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作品必須「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要達到「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他的創作都帶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他認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總而言之,為君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白居易既然講求作品必須反映現實,也就是講求作品反映現實的真實性,那麼也就自然反對為寫作而寫作,反對形式主義和無病呻吟,反對一味阿諛頌揚、堆砌虛美愧詞的文風。他早在《策林六十人;議文章》

  中,就具體地指出當時這種文風的情況,說:「凡今秉筆之徒,歌詠、詩賦、碑碣、贊詠之制,往往有虛美者矣,有愧詞者矣誣善惡而惑當代混真偽而疑將來?今褒貶之文無核實美刺之詩不稽政。」這樣的文章,雖在形式上雕章鏤句,對時政得失又有什麼補益?在《采詩官》一詩裡,白居易感情激憤地批判了當時詩歌作品全為奉承討好皇帝而作,「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豔詞悅君音。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音無一字」。這樣的文風造成的不良後果是:

  當朝的皇帝不理朝政,沉湎於一片歌頌聲中,渾渾噩噩地過著腐朽生活,致使「貪官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這樣的文章寫得再多,又有什麼作用呢?在白居易看來,真正的文章應該是「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這樣對時勢才有指導意義。

  白居易十分強調作品的思想性。他的《讀張籍古樂府》一詩,盛讚張籍樂府詩歌反映現實的意義:「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張籍不作沒有思想性的空文,正契合白居易的詩歌創作原則。表彰詩文詩歌的思想性,就是強調了自己的為時為事而作的文學為反映現實而存在的觀點。《寄唐生》一文又一次表明自己對諷喻詩的寫作,不專心於表達形式的講究:「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只看重突出有現實意義的思想內容;只是衷心企望「君之一悟,俗之一致」。白居易也注意到了文學作品的認識作用。他認為「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于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

  要求時代的盛衰與社會的治亂,要能從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

  白居易還認識到文學作品的教育作用。他認為詩歌既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也可以「銷憂懣」、「張直氣」而「扶壯心」。文學作品是緣情而發的,「感人心者,莫行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人對文學特性的認識是正確的,他對詩歌內容和形式的關係的認識也是很正確的。在他看來,文學的思想感情是根本的,語言和聲韻就像草木的苗和花一樣,為表達文章的思想感情而服務的。因此,處理好文章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可以發揮文章更大的認識作用和教育作用。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到,雖然白居易所闡述的現實主義理論和我們今天所講的現實主義範疇還有些區別,但他較好地解決了當時文學理論方面的幾個主要問題,把現實主義文學理論推到了時代的高峰,對我國文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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