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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五


  誰將是俄羅斯的新總統,現在還難以預測。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他將是另外一種類型的人,認出身年代來講是戰後時代的人。他接受的是另外一種教育,具有另外一種閱歷。在共產主義口令代和後共產主義時代當過官的領導入將一個個退出舞臺。

  最終應當承認這樣一種事實:俄羅斯對民主的理解很差,不僅由於某些重大的歷史原因,而且還有一些老生常談的原因,即認為新的一代無論如何不能掌權。

  社會主義的思維方式在我們所有人身上都表現了出來。我不是談我自己,我的事大家都清楚。我十分沉痛地擺脫了共產黨的那一套。可是,在俄羅斯,幾乎所有的中層官員都來自共產黨的執委會辦公室。

  知識分子、中產階級都伯與極力沾邊,怕與政治沾邊,不願表明積極的社會立場。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自我犧牲精神、奉獻和開拓精神是很強的,而於實事的願望卻很差。從政的知識分子都是那些虛榮心強的人,有的人又自命不凡。

  俄羅斯政壇期待出現一批新的領袖人物,他應是有頭腦的、受過良好教育、思維健康的年輕人。新的一輩座儘快走上前臺。停滯時期出身的領導人能「經受打擊」,這一點固然重要。但他們完全不具備思維敏捷的素質,也沒有快速抉擇的能力。這洋我們就會一事無成。

  我遲早是要離開政治生活的。我要按規定的程序和憲法的規定,合法地離開。我確實想創造一個政治家正常地、文明地、平靜地離開政治生活的先例。

  在俄羅斯,從來沒有誰是自動放棄權力的。尼古拉二世退伎是由於兩次革命。所有共產黨領袖們也都不是自願退位的。我力圖弄清俄羅斯政權中的這一特殊現象,問題何在呢?我們為什麼長期固守這種陳舊的原則—一僅僅是因循守舊和社會缺乏民主嗎?給了你極力,你就得抓住不放,千方百計地攥住極力。地位高的就可以欺壓地位低的入,在莫斯科比在州裡要好,在州裡要比在縣裡好。在城市裡又比在農村好。於是形成了這樣一種垂直的生活結構。俄羅斯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大家都想往上爬,都想爬到最高點。高了還想再高。爬到了上面,地位倒是很高啊!從上面下來的路就沒有了。

  但是,到本世紀末,這一基本特徵將會改變,但不是一下子就改變得了的。俄羅斯精神力量已根深于她的文化、城市和各省之中。也正是在這些地方將很快地生長出新的生活模式。否則我們將生活在一個政變接一個政變之中。

  * * *

  我很清楚地感到,與我1990年出版的第一本書《我的自述》相比,此書將是另一種命運。讀者將會以完全另外一種感情接受此書。也可能更冷淡,甚至可能更仇視。

  第一本書以描寫同共產主義制度作鬥爭為主要內容。讀者從中找到了對一些問題的答案,如這一鬥爭的結局怎樣?能否把戰勝共產主義的希望寄託在這樣的人身上?將怎樣發生這種變化?

  你看,共產主義體制垮臺了。

  從寫第一本書起發生的事不僅是這些。在短短的2—3年內,俄羅斯向不明確的方向飛躍了一大步。

  而現在使讀者感興趣的完全是對另外一個很平常問題的回答:究竟何時才能不再使我們受到動盪?我們很久就開始受到強烈的動盪了。我們的精力已到了極限。由此便產生一個問題:沒有這種動盪不行嗎?能否採用某種更輕微的和更緩和的辦法消除共產主義?能否不用承受心理震盪、不搞曠久的政治鬥爭、不冒風險去消除共產主義?甚至提出是否有必要消除共產主義?

  我瞭解提出所有這些問題的由來,穩定、鞏固、保守(褒義的理解)在我國生活中的意義目前正與日懼增。戈爾巴喬夫當政後期籠罩社會的欣慰、幻想、浪漫主義激情已蹤影全無了。

  從這種幻想的世界轉變為現實生活的世界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必須實現這種轉變。

  我一再重中:我會很冷靜地對待社會對政治和經濟穩定的渴望心情,我也會很冷靜地對待那種憤怒綜合症,任何平凡的政治家包括俄羅斯第一任總統也會懷有這種情緒。

  這種情緒的改變是不可避免的。這點是不可否認購。

  但是,我相信,大多數俄羅斯人會明白另一個道理:使社會安定的唯一現實保障就是總統本人。

  如果國家逐步地、哪怕很慢地擺脫危機,如果右翼和左翼分子喧囂的最後審判還未到來的話,就意味著能活下去。就可以同現任總統生活到下屆選舉。

  為此,畢竟不得不對這個時利欽研究一番,他是何許人也?他想些什麼?他將把國家引向何方?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是個特別有意思的問題,葉利欽要把國家引向何方?

  我想,許多人對這個問題的答案表示關注。

  葉利欽沒有向人民提出一個總的戰略目標,他不把應該達到的某種光輝頂點看得特別重要,他也不想一筆勾銷在此之前已走過的全部道路。

  保持俄羅斯的安定才是這位不安寧的總統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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