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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1992年夏,飛往美國之前,在機場我發表聲明,任命蓋達爾為俄羅斯部長會議代主席。

  布爾布利斯和蓋達爾本人曾把我置於相當為難的境地。那種舊的格局——即內閣首腦是位政治人物,而第一副總理掌管著經濟進程——終於結束了。

  在重新被任命的副總理當中,毫無疑問,沒有一個人能指望成為蓋達爾班底的領袖人物。蓋達爾本人越來越緊地把控制杠杆抓在自己手中。現在甚至連人民代表們也懼他幾分、敬他幾分,儘管哈斯布拉托夫和最高蘇維埃方面仍然不時對他進行「心理攻擊」。

  1992年夏季到來之時,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心出現了另一個經濟問題:關於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我國提供大量貸款的問題,關於建立穩定的盧布基金的問題。西方專家們一直特別重視蓋達爾的作用。

  在這種局勢下,我所作出的決定似乎是迫於形勢的壓力,決定是出入意料和迅雷不及掩耳的。可是正是這個決定阻止了蓋達爾的對手們策劃的處心積慮反對他的攻擊。他們錯過了時機。

  很自然,多數人以喜悅的心情、滿懷希望地對待關於任命蓋達爾的消息。

  * * *

  到了夏末,事態的發展表明,經濟情況令人擔憂。有兩個方面發生斷裂:各類商品的價格仍在上漲,在這種形勢下,任何明確的經濟戰略都無法推行,無法計劃經濟領域中的任何步驟;另外,國會借助於國家預算已經人為地向經濟部門注入數萬億盧布,但在現存的最高蘇維埃體制下仍無法控制通貨膨脹。

  情況最終表明,通貨膨脹、「物價猛漲」的陰影將籠罩若干年……

  通貨膨脹這個只有從老掉牙的政治經濟學課本中才能找到的抽象概念突然之間變成了現實的、看得見摸得著的、牽掣到每個人私人利益的尤物。

  居民中一個又一個階層落入貧困的泥潭……

  在此情況下社會分化在加劇。一些人的富有與另一些人的貧瘩形成鮮明對照。

  整個社會步入一個社會異化的艱難地帶。

  這便是我們對經濟改革作了首次總結之後發現的圍繞我們的灰暗景象。

  能否避免這一切災難呢?……我認為不可能。

  任何國家都經歷過這種困境。這是一個經濟隔離帶。這是一個通向繁榮的防疫遮斷帶。

  即使是全體富有國家中最富有的國家例如美國,也有過自己的大蕭條時期。美國人走向高水平生活的道路是漫長而艱苦的。

  ……然而,俄羅斯像往常一樣走了一條完全特殊的路。在上個世紀末已經有了走向市場關係的開端,但在本世紀即將逝去的今日又一次重踏此徑。此時已落後于阿根廷、波蘭、智利、巴西,以及匈牙利和新加坡。

  此時巨大的世界經濟體系業已實實在在地形成,在這個體系中俄羅斯未能給自己找到一席之地。70年來,俄羅斯遠離了文明世界,在此期間它造就了巨大的社會主義工業,但失去了重要的可貴的機會:它未能自然而然地進入市場。我們迫不得已地打碎自己,在自己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再一次地放棄虛無縹渺的穩定,放棄那體現於半兵營式的半貧困生活中的穩定……

  需要再一次地急起直追,抓緊去做,拼死奮爭,為的是……躋身於世界各國之行列。

  偉大的俄羅斯緊張奔突的歷史延續到某一時刻會有所停頓。那時我們將和各國一道,加入具有完整經濟的、正常的文明國家之長長的序列。但是,儘管我們的經濟問題同任何另外一個國家都有共同點,我們卻有著另一種命運。而經歷了70年社會主義之後,我們的情況則加倍地特殊。

  我們的國家擁有大型工廠、大型研究所、大型農場、大型企業(甚至擁有一些整個的企業城),這樣的國家不管其本身意願如何終將產生一種社會關係中的風格,而這風格在農奴制時代業已形成。這便是牢固的、傳統的相互依賴的風格。

  與這個「舊世界」相對峙的是歷時短暫的商業結構。這一結構本身目前尚無法保證自己不遭任何劫掠,更不能對夥伴作出任何擔保。不過,這一結構是具有機動靈活的特點的。

  這兩個世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相互交織,相互滲透。我認為這種局面將持續若干年。在這種交織滲透中,工作人員能夠平穩地從一個生活領域轉到另一個領域,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逆境中少受些損失。但請不要在這樣敏感的事情中強迫別人接受某種優越感,強使別人接受自己的「規矩」。一個強大的國家應當把貧民的手放到危險的、可怕的地方,使公民有一種危機感……

  但是,國家本身也有自己的需要。其中,國家除了需要民主的保障、正常的國際政治環境,還需要公民遵守秩序和紀律。我們這裡遠遠不是美國模式,我們這裡所說的市場可能不完全是1992年年初所期望出現的市場。

  最近兩年當中俄羅斯的特色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我們都應當以敏銳的心靈去感受它。

  那樣的話,一切都歸於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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