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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我與魯茨科伊交往已很久,他的那次演講屬￿我們交往中的哪個時期呢,大概屬￿較晚時期。不過,亞歷山大·弗拉基米羅維奇這種「獨特的」風格之形成卻是由來已久的。這風格便是「不斷同人民會晤」,「直言不諱地道出真理,不管這真理是如何良言逆耳」。

  我記得,我的一位助手給我送來一盤錄有一個演講的錄音帶,任何人也不會在衣袋裡裝個錄音機,顯然這是從電視臺轉錄來的。說得文雅些,電視臺就是傳播這些猛烈攻擊的工具。

  ……您是怎樣考慮的呢,那我就對總統說:把您的錢包給我,我留給他3000盧布並問他:喂,怎麼樣,3000盧布夠活一陣子的?

  就是這類內容。

  他們對蓋達爾的政策表示原則的不滿——這我能理解,想撈點輿論資本的願望——我也能理解,想在公眾面前熔耀一下,給自己壯壯膽——這也可以理解。

  只是有—點我無法理解——魯茨科伊為什麼要當面賭咒發誓表示自己的永久忠誠?當一切如此明朗的時候,他為什麼要暗示將有陰謀發生,為什麼要暗示有人在幕後搞鬼?其實,還有速記稿嘛,還有他演講的錄音嘛。

  那時。我以為這是一個至今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經濟的軍人的真實面目,這種情況是常有的。

  我還不知道這是一種背叛行為。

  * * *

  報界不止一次提及院外活動問題,即某些集團向政府和我本人施加壓力的問題。

  這些故弄玄虛的文章總是使我如墮五裡雲霧之中。

  我不瞭解院外活動在西方例如在美國是如何具體進行。我想那裡的院外活動會動用一切手段,從間接收買到新聞攻汗,無所不用其極。

  我們這裡常說的是:軍工綜合體、沃爾斯基、國防工廠的廠長們、將軍們、党的機關——某一個秘密的陰謀立即釀成,「陰影裡的」外交活動正在開展。

  ……實際上,在俄羅斯從事院外活動相當容易。甚至搞掉蓋達爾這樣的不折腰的總理也不難。

  關鍵在於我本人——我幾十年來都在蘇聯的經濟領域工作。這個領域對我沒有秘密可言。我知道,我們的雜亂無章為何物,我知道我國的大企業和小企業中的全部實際情況,我知道我國的廠長們、工人們、工程師們的長處和短處。儘管就職業而言我是搞建築的(毫無疑問,這在我身上留有某種烙印),但我對重工業、輕工業狀況之瞭解畢竟不是憑道聽途說。我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作過深入考察,深知這一領域的全部運作。

  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倘若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生產工人來到我面前,以激動的聲音對我說: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我在「天然氣公司」幹了40年,您的洛普欣在做些什麼事呀,那裡大事不妙,您看看這數字,太可怕了。到處搞得一團糟——在這位老人面前,我心痛欲碎。

  為了取得某種平衡,我做了第一個嘗試,即想讓斯科科夫或者洛博夫「充實」到政府中去,但盞達爾傲然拒絕了。當時我與內閣成員每星期四會面舉行每人必到的正式會議。後來,他們看到年輕的政府的確存在著各種問題與困難,終於被迫接納了一些從廠長階層選出的充滿活力的人參加政府工作。

  ……在俄羅斯,人們心目中的廠長是什麼樣的人?凡給人以工作、凡能使家庭正常生活、凡能把你辭退或者使你升遷的人——那就是廠長。至於說企業有沒有實效,那就不重要了。不管怎麼說,具體的廣長決定你的具體的命運。

  ……不久以後,通過同國會下設的有關委員會協商,提名格·希紮和弗』舒梅科參加政府工作。

  又過了幾個月,接納了弗·切爾諾梅爾金加入政府工作。

  在這些變遷的幕後隱藏著什麼呢?洛普欣是一位天才的經濟學家,是蓋達爾政府中最能幹的部長之一。但是,由於他負責領導石油天然氣總體工作,而這項工作又牽動著物價改革的全域性政策。這方面受到任何一點傷害都會使整個國家經濟機體感到疼痛。因此我堅決地作出決定撤換他,派我在烏拉爾時期就認識的切爾諾梅爾金接替他。我已經看到,改革在全速行進。隨著改革的進程出現了全新的經濟因素:原料和材料市場,有價證券市場,俄羅斯的銀行和交易所體系重振並呈現活躍氣氛,俄羅斯的商業面貌一新。總而言之,這種景象的確是從未有過的,甚至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也未有過。

  當我明白了上述形勢時,我想讓新的政策具有更大的保險係數,讓它更長壽,我認為必須起用一個新的、可靠的、意志堅強的人物充實政府。實踐的進程表明,我沒有錯。切爾諾梅爾金走上角逐場顯然是晚了些,但這項任命保證了政府經濟政策在反動勢力「猛烈攻擊」的條件下的可行性。在下一年年初這種攻擊便開始了。

  衛生部長和教育部長是另一種情況。地們兩位的命運有些相似。

  衛生部長沃洛比約夫是同蓋達爾一道進入政府的,教育部長德涅普浴夫比他早上任一年。

  兩位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成熟,有獨到的思維方式,在自己的領域內都是有聲望的專家。

  德涅普洛夫在教育科學院系統中是著名的「叛逆者」,他把自己一派的人集中到教育部。制定了一整套新俄羅斯學校的理論構想。

  沃洛比約夫在衛生領域也準備了一套新的、不同凡響的獨特的綱領。但是,如果說德涅普洛夫由於在上級機關尚聽取他的意見時在「舊制度」下還曾經來得及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貫徹到學校工作的實踐中去,那麼沃洛比約夫在自己負責的領域卻一籌莫展。誰也摸不著頭腦,誰也不願意僅憑一點點簡單道理就去做事——於是衛生部機關停止了工作。

  而衛生事業,眾所周知,是個極難領導的部門,無論是直接意義還是間接意義而言,即從政治角度看,都很難辦。剛剛開始在醫院就診辦法方面實行某種改革,而這改革又不為大多數人所理解時,人們便群情激昂地談論起自費醫療,人民陷入了沉思。如果說自費學校尚不普遍的話(雖然同樣牽涉到許多人,引起了某些不滿,其實,這種不滿沒什麼道理:不願意讀,就別上這種學校嘛),那麼談及自費醫療,那就涉及所有的人——正是觸犯了這根神經,沃洛比約夫的衛生發展構想成了眾矢之的。人們恰恰是只看到不利一面,而沒有看到積極的前景,沒看到醫院將要富有起來,醫生的收入將會提高。人們也不是平白無故地這樣看問題。因為此類改革需在若干年期間進行,而且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

  很可能在第六次人民代表大會前夕就確定了選政府中的什麼「靶子」,這種選擇清楚表明,哪些勢力參加了議會派別之間的結夥:「公民聯盟」瞄準了能源部門和對外經濟部門,共產黨人和愛國者集團瞄準了社會領域。這一階段他們的胃口還不太大。

  教育與衛生的改革決不是為時過早。恰恰相反,條件早就成熟了。但是,這次的部長任免(其實這只是局部的,不十分重要的事件)還清楚地證明了我們政策中的薄弱環節:立即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進行改革是很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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