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67)_葉利欽

六七

　　我為什麼要在「休克療法」這一章中寫海軍問題呢？事情是這樣的，當時客觀上並不存在什麼爭端，客觀存在是：烏克蘭議會想顯示一下他們的獨立性。誰也沒準備把軍艦從一個基地開往另一個基地（即令是有人想這樣做，也辦不到），任何人也沒有向裝備有核武器的艦隊發佈命令瞄準俄羅斯的目標。

　　然而，僅僅在幾天之內就鬧得滿城風雨，新聞界拿這個所謂危機大作文章。

　　與上述情況差不多，新聞界還大肆宣揚什麼「通貨膨脹會日趨嚴重」，什麼「大規模失業」，什麼蓋達爾的經濟改革遇到另外一些「可』陽的麻煩」，當然也包括什麼「人民貧困化」等等。

　　改革所引起的心理性休克遠遠超過了它給每一個家庭的生活帶來的實際危機後果。簡而言之，鬼並不像人們描繪得那樣可怕。

　　關於改革的新聞報道表明，蓋達爾政府從第一天起就是在極可怕的道德氣氛下工作，這個政府遇到一個又一個打擊，新聞界和議會又在不停地起哄喧嘩。實際上，這個政府從未得到過寬鬆環境，甚至沒有過相對的自由……實際上，按照政府的計劃，本可在1992年年底，或在1993年上半年大幅度縮減通貨膨脹率。

　　為什麼沒能取得這個結果呢？讓我們作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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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常常問我，為什麼當時即1991年秋季，戈爾巴喬夫時期的一些為人們所熟知的人物如波波夫、索布恰克、阿法納西耶夫等未進入總統的親密圈子。

　　不錯，1989一1990年期間這些人是民主浪潮的當之無愧的領導人物。可是此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波波夫和索布恰克是強有力的具有獨立精神的政治人物。他們選揮了獨立自主的道路。但是，他們倆人的命運卻不同。加夫裡爾·哈裡托諾維奇（波波夫）在被選舉為莫斯科市長後不久走出了十分英明的一步，他任命了尤裡·盧日科夫為第一副市長，此人是個經驗豐富的經濟工作者，在莫斯科市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的職位上幹了很久。

　　尤裡·米哈伊洛維奇·盧日科夫乍一看來是一個在波波夫這樣強悍的人的庇蔭下的不顯眼人物，可他突然完全出入意料地脫穎而出。1991年8月事件之後，人們對民主政權的信任產生了明顯的危機。盧日科夫的品質諸如具有經驗、可靠、善於領導複雜的現代化大城市等等，使他躋身於那些人們頗為信任、期待的第一流政治家行列。莫斯科新市長逐漸地，一步步地迫使執行機構在莫斯科地區開展工作。在他周圍工作的，有30歲上下的年輕副市長，也有頗具經驗的如弗拉基米爾·列車，他有數十年在莫斯科工作的經歷。盧日科夫證明，共產主義後期發生的諸種嚴重問題不是民主的過錯。在新的社會制度下市政機關同樣可以正常地發揮自己的職能。

　　而波波夫則善於體面又及時地離開「剛剛坐熱的」市長寶座，回去教書並從事純政治。他仍然是從前的加夫裡爾·波波夫。可是那位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卻沒能做到這一點，他在任聖彼得堡市「父母官」的崗位上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改變自己以前的形象。他從一個令人尊重的政治家、法學教授變成了一個嚴厲的、愛發號施令的行政官員。

　　至於說阿法納西耶夫，他永遠是個反對派人物，恰恰是因為這一點我對他抱有很大的好感。看來，此人同任何政權也搞不好關係。這類人物是非常難得的材料，但政府不需要他們。這類入只得處於旁觀者地位，居高臨下地觀察……

　　於是，在這些人當中——所有這些人都是我在跨地區議員團工作時的戰友——布爾布利斯幾乎是唯一能夠承擔如此浩繁工作量的人選，既要負責機關行政工作，又要抓政治工作。

　　……1991年秋天，布爾布利斯與蓋達爾相識。就在那時，布爾布利斯請求經濟研究所所長葉戈爾·蓋達爾制定一份關於經濟問題的總統報告。布爾布利斯是個富有指揮才能的人。就在莫斯科郊外阿爾漢戈爾斯科別墅裡（這裡正在起草報告），他認識了蓋達爾的寫作班底。他立刻喜歡上這個團結、精幹又富有人情昧的志同道合者組成的集體。於是他選擇了這個集體。

　　葉戈爾·蓋達爾生長在一個蘇維埃文學世家。這是一個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祖父是著名兒童作家、具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極為豐富的人——阿爾卡基·蓋達爾。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烏拉爾童話作家保爾·巴若夫——俄羅斯語言大師。葉戈爾的父親是海軍少將、著名記者鐵木爾·蓋達爾，他多年擔任《真理報》駐國外記者。葉戈爾隨父親一道在古巴生活過，後來又去南斯拉夫，在貝爾格萊德中學畢業。1978年時戈爾獲得國立莫斯科大學經濟系的「紅色畢業證書」，在整個學習期間他沒得過一個「良」，成績全部是「優」。他們系主任是加夫裡爾。波波夫。

　　蓋達爾在科學院屬下的幾個研究所工作過，後來在《共產黨人》雜誌社任職，還曾任《真理報》經濟部的編輯。我們相識的時候，他已具有經濟學博士學位，擔任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職務。他有3個孩子。這就是這位30出頭的學者的大致經歷。

　　後來，蓋達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是在非常有趣的形勢下開始改革的，當時我們可以花許多時間列舉我們缺乏什麼條件以及為什麼不能進行改革。我自己就可以頭頭是道地解釋，為什麼在1992年不能進行改革。在議會中得不到穩定的支持，沒有正常的、有效能的政權機制（軍隊、海關、警察機構），這些機構已經被90年代初的政權危機所傷害。

　　16個中央銀行代替了原來的統一的銀行，沒有私人經營的傳統，在波蘭有強大的私人經濟成分，而在俄羅斯卻沒有。沒有一分錢的外匯，沒有黃金儲備，沒有能力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吸引遊資。除此之外，我們沒有時間再等了，我們再也不能什麼也不做，只是解釋為什麼不能做任何事。」

　　最初我審閱了蓋達爾的經濟改革構想，後來又認識了作者本人，我同意了布爾布利斯的意見。又過了幾天我簽署了關於任命葉戈爾。蓋達爾為副總理、經濟部長的命令。與此同時，還任命了與蓋達爾意見一致的幾個人擔任政府中經濟部門一些關鍵崗位的領導。

　　當時，對於蓋達爾的工作班底來說，布爾布利斯的威信是不容置疑的。部長們提交給總統的問題是通過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來解決的，即部長們來到他的辦公室，如果有必要，他便按下電鈕與我直接通話。

　　當時很少有人瞭解，比起布爾布利斯，蓋達爾就其潛力而言作為政治人物並不弱。蓋達爾的部長們和蓋達爾本人的宗旨是：你們的事是政治領導，我們的事是搞經濟。不要干擾我們，讓我們正常工作，那我們就不會闖入你們的高層範圍，不會闖入你們的機變莫測的「製作間」，反正我們對此一竅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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