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59)_葉利欽

五九

　　現在你們談到的這些文件，還有以下與我們在奧爾斯捷爾衝突中所起作用有關的文件，在過去曾有個時髦的名稱——「蘇聯威脅」。

　　但從另一角度看來，它們還是很有意思的。未來刺殺肯尼迪的兇手——真正的或者說冒名頂替的——是自願為克格勃效勞的、並且是主動來到我國的。克格勃卻害怕利用這種效勞。

　　極左派的愛爾蘭人也年復一年地懇求我們提供武器。

　　60年代的歐洲形勢因各種各樣的事件而異常緊張，整個世界也產生了可怕的動盪，重大事件此起彼伏。在法國，發生了一系列企圖謀害戴高樂的未遂案件，大學生革命，由於阿爾及利亞危機造成社會分裂。英國開始了極其嚴重的北愛爾蘭衝突。埃（及）以（色列）戰爭。60年代初期發生過加勒比海危機，肯尼迪被刺身亡。60年代末有越南戰爭，中國文化大革命。還有我們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總之，地球上散發著大戰在即的氣味，但不知什麼原因使人類擺脫了一場災難。我認為，今天不值得為那個時代塗上黑白兩色。說這兒是「好的」西方世界，那兒是「壞的」共產主義。現實中的一切比這要複雜得多，世界分化以後，又會以某種不可思議的方式組合起來。那時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國與國之間的接觸，要比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緊密得多。各種文明——西方文明和共產主義文明——相互滲透。對立的現實兩極與軍事衝突的邏輯相反。已不是西方與東方，而是穩定與侵略。請想像一下，如果愛爾蘭共產黨人在30年代向蘇聯要武器會發生什麼情況呢？這些武器一星期之內就會送給他們。我想，在這個問題上蘇聯會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

　　但在新的時代，情況就截然不同了。每做出一項決定總是很費勁，要拖很長時間。蘇共中央很討厭研究恐怖主義分子的要求，幾年過去了。委員們還在極不情願地討論如何把這些該死的武器交給愛爾蘭人。

　　蘇聯絕不渴望與當時左傾的中國，與全世界左傾恐怖主義組織結為同盟。蘇聯領導集團做出一系列決定，支持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制度，但我們的政策是故意為難美國，讓它知道是兩個超級大國在玩弄「第三世界」的矛盾和悲劇，於是做出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這一有致命危險的決定。不過，從整體上看，畢竟是穩定的價值觀取得了勝利，而這種勝利與「冷戰」那顯而易見的現實又是相悼的。

　　我再次強調。那時的全球形勢比現在更具爆炸性。但人們不想再經歷新的戰爭的願望迫使政治家們做出了負責任的決定。

　　今天，地球上的政治對立已不復存在，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戰時的一代人都老態龍鍾，在核災難面前感到的下意識的恐懼已不復存在。威脅不是來自超級大國，主要的危險是小規模戰爭，是局部戰爭。是民族間衝突。忽而在這裡，忽而在那裡不斷爆發民族仇恨。

　　民族衝突成了新時代的核炸彈。武器交易也是如此。在60年代，各種文明世界的人們相互伸出雙手，以便聯合起來共同反對戰爭，並試圖越過各國「國家強力政權擁護者」設置的障礙達到相互理解。今天，我們也必須橡60年代那佯聯合起來反對新的戰爭威脅。

　　倘若不建立集體安全體系，不建立反對爆發小規模戰爭威脅的集體鬥爭體系，不建立與不受監督的肆無忌憚的武器交易作鬥爭的體系，不建立與政治恐怖主義和破壞國際法行為作鬥爭的體系，在新的世紀中我們就看不到和平。

　　人們一直嚮往戰鬥，同時又一直渴望生活在和平之中，這就是人類本性固有的兩重性。遺憾的是，儘管我們簽署了那麼多的條約。但絕對的和平時代從來就沒有過。而這便意昧著需要保衛和平，在任何時代都得如此。

　　目前這種威脅因新的政治現實而更加突出。巴爾幹和高加索地區民族戰爭的參戰雙方都靠近士耳其，而土耳其絕不會對自己在歐洲的同胞的命運熟視無睹，漠不關心。同時，種族風潮也在德國湧超，其他歐洲國家對移民的態度更加冷酷無情，類似情況也在俄羅斯發生。這是不能允許的，不能園於自己的那種利己民族利益之中。

　　只要我們允許種族的、民族的和宗教的仇視升級，世界就會像60年代那樣，重新被籠罩在世界大戰的威脅之下。我認為，那時是文明，是不斷普及的文明生活標準，是億萬人對戰爭的不道德行為的認識拯救了世界。

　　今天，我們必須找到那同一條道路，不借一切地去爭取和平。

　　總書記檔案片斷

　　M·奧·裡奧爾丹給蘇共中央的信：

　　「莫斯科，1969年l1月6日

　　親愛的同志們！

　　1。我想通過書面形式說明有關協助獲得下列武器的要求：2000支衝鋒槍（7.62毫米），每支配500發子彈；150支輕機槍（9毫米），每支配1000發子彈。」

　　信中陳述了建立愛爾蘭共和軍的歷史，指出「愛爾蘭共和軍和愛爾蘭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始終較好」。「我們不僅協同實施許多社會行動和反帝國主義性質的行動，還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在愛爾蘭共和軍與愛爾蘭工人党和北愛爾蘭共產黨聯合委員會的領導層之間建立並實行了秘密的協調機制。在爭取愛爾蘭國民權利和民族獨立的共同鬥爭中，他們一貫採納我們關於該鬥爭所用戰術手段的建議。」

　　裡奧爾丹寫道，在貝爾法斯特「八月大屠殺」期間，愛爾蘭共和軍「未發揮自己那種武裝保衛者的作用，因為它的作戰潛力被過早地集中力量進行社會抗議和啟蒙活動而削弱了」。

　　裡奧爾丹不排除將來在北愛爾蘭爆發內戰和少數天主教徒與英國軍隊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提供武器的要求正是根據事件的這種非常可能的發展趨向提出來的。」

　　「正式向我提出這一要求的是愛爾蘭共和軍的兩位領導人（卡塔爾。戈烏爾金格和紹穆斯·科斯捷洛）。」

　　「武器可用海上拖輪轉送到愛爾蘭，這艘拖輪將由經過篩選的可靠的愛爾蘭共和軍小分隊駕駛。」

　　1969年11月18日給蘇共中央的報告稱：

　　「愛爾蘭共和軍領導人保證對蘇聯向其提供武器一事嚴守秘密，保證神不知鬼不覺地把武器運到愛爾蘭。」

　　「在與M·奧·裡奧爾丹談話時，我們指出，給他們提供蘇聯製造的武器是不合時宜的，因為這會授人以柄，指責愛爾蘭共和軍跟著『莫斯科的指揮棒』轉。

　　我們認為，可以委託蘇聯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蘇聯國防部討論M·奧。裡奧爾丹同志的請求，研究幫助愛爾蘭共和軍獲得外國製造的武器的可能性，並在兩周內向蘇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議。

　　蘇共中央決定草案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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