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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夜裡回到飯店後,我覺得很累,很疲勞。心理負擔太重——各種儀式、交往、記者招待會,走馬燈似的一個接一個。我總想使自己加快節奏,加大力度,以免「發福」。過去我們的活動家在計劃講20分鐘的場合,一說就是50分鐘:讓那些該死的資本家聽聽我們的聲音!而我在這種情況下卻力爭講18分鐘,而不是20分鐘。

  訪問是項繁重的工作。旁觀者會覺得我周圍老是有人跑來跑去,有人幫忙,有人撓著胳膊,有人送上要簽署的文件,有人提示我。但是,心理上的負擔只會因此而加重。因為,參加上述重大活動的這一大幫人,似乎都在把自己的重擔壓在你的肩上。

  無目標的出訪對我來說是難以理解的,要知道,這可是一種勞動,一種應當帶來具體成果的勞動。

  因此,我睡眠很不好,剛睡著不久,又會在半夜裡醒來。

  夜間絮語

  ……我曾經遇到過這樣的情況:當失戀幾乎把我壓垮時。有這麼一群人集聚在我的周圍,我們緊緊貼在一起。在總統競選期間曾不止一次地發生類似的情景,周圍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根本無法擠到汽車跟前。任何警戒圈都阻止不住他們。警戒固被越擠越小,最後把我擠在中央。

  不過,從未發生過嚴重後果。雖然經常遇到危險,但末遇到過未遂犯罪,這在各地都是常有的察。

  有時候我出於好奇經常比較比較,我們的警衛人員怎樣工作,而美國或加拿大的保安人員又是怎樣工作呢?

  在我看來。在這種人群中誰也不能像我們那些小夥子一樣善於控制自己。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他們幾乎處於臥式狀態,雙手撐住這—邊的人牆,而雙腳卻抵住另一邊的人牆,為此得具備多麼純熟的技能啊。

  我很快地走出汽車,這種特點其實僅是性格上的一個秘密,我也毫無辦法。我之所以沖出汽車,是因為我看到大街上有很多人,他們引起了我的興趣。此時,我並沒有危險的感覺,從來沒有過,而且我也不相信會有什麼不好的事發生。

  我的警衛人員特別嚴密地保護著我的後背,因為在那次航空事故以後。任何衝撞,特別是出其不意地猛然撞擊,都會誘發疾病反應。因此,他們走得很密,簡直就是一個跟著一個走。幾乎踏著前面人的腳跟。

  對於我來說,警衛不過是總統身邊的勤務之一,並末賦予特殊地位。要知道,在8月叛亂前夕,他們總共只有15—20個人,而且裝備低劣,訓練不桂。

  亞歷山大。瓦西裡耶維奇·科爾紮科夫是安全勤務部門的負責人,我跟他從1985年即從我調到莫斯科以來,就沒分開過。我招任蘇共中央書記,爾後又當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他都跟我在一起工作。科爾紮科夫曾在克格勃九局任職,是我幾個所謂的「死黨」之一。我被「趕出」政治局後,當局撤走了我的警衛人員,但科爾紮科夫卻留了下來,一直跟我在一起。當時他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請求說:「乾脆這樣,我不要工資,能不能讓我保護您?」於是,池就來了,整天用自己私人的「涅瓦」車技著我跑來跑去。在節假日,我有時去他那兒,去被他稱為「普羅斯托克瓦什諾」(意即酸牛奶)的小村莊做客。他在那兒有自己的一所小本屋,屋裡容納不下我們兩人,就在小屋旁邊支起一頂帳篷。我們一塊兒釣釣魚,或者在小河裡遊游泳。

  今天,科爾紮科夫任何時候都不會與我分開,而在出訪期間,甚至連夜裡,只要不睡覺,就一直跟我坐在一起。他是非常正派、聰明、強健而勇敢的人,儘管外表上看起來普普通通,但在這種普通後面,卻是敏銳的智慧、出色而清醒的頭腦。

  還有一個人,也跟我工作了許多年,這就是維克托·瓦西裡耶維奇·伊柳辛。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時期起,他就是我的一個助手。他有令人震驚的記憶力和使人詫異的工作能力,非常博學多識,極擅長在一大堆問題中抓住關鍵,確定方向,也非常善辯,善於捍衛自己的主張。從外表上看,伊柳辛像個乾巴巴的墨守陳規的人,只知道聚精會神地工作,所以給許多人留下了一個「冷酷官僚」的印象。其實,這僅僅是沒有幾個人能與他保持經常接觸的緣故,這意昧著人們看到的只是他的另一面。

  早晨8點30分。伊柳辛走進我的辦公室,於是我便從此開始一天的工作。伊柳辛把一探最緊急的文件放在我的面前,然後就商定當天的工作計劃。有時也做出某種修改。到傍晚,有時候已經很晚了,在我馬上就要離開克里姆林宮之前,維克托·瓦西裡耶維奇再次出現在我面前,交給我一個厚厚的裝滿文件的卷宗,這是他白天準備的,也是我夜間的工作。

  伊柳辛不斷給我加足工作量,有時候甚至超出了我的負荷能力。我時常生氣,因為並不是每件事、每次會見都能在工作計劃預定的5一10分鐘內完成,但維克托·瓦西裡耶維奇卻不給我時間。我一著急,就發脾氣,使這位第一助手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但是他耐心地聽完我的一大堆牢騷話,就離去了,然後又返身進來,提醒我該進行下一項工作了,因為我的氣話又占去了寶貴的幾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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