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47)_葉利欽

四七

　　除此之外，我還看到了赫魯曉夫一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社會與新俄羅斯之間的繼承性：按布爾什維克的方式摧毀一切，破壞一切，順便重複一句，這些根本沒列入我的計劃。我一方面把一批年輕的、果敢膽大的新人納為政府成員，同時也認為可以在國家工作中啟用一批斯科科夫式的有經驗的執行者、組織者和領導者。斯科科夫是莫斯科一家大國防工廠的廠長，是一個既聰明又能幹的人……

　　我的這種態度錯了嗎？有可能。不過，時間證朗。裝扮成民主派的「上級任命的幹部」（儘管他們帶來極大危害，但一般說來，民主派通常不善於做工作）並不是主要危險。主要危險來自「最密切的戰友」，來自被「議會浪潮」報出來的並迅速愛上極力及其標誌的新領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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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重讀這本筆記時，我總想給它補寫點什麼。

　　是的，有可能是我錯了，不該把經濟戰線選為主攻方向，在國家制度上為沒完沒了的妥協和政治遊戲留下餘地。我未解散代表大會，保留了各級蘇維埃，並下意識地繼續把最高蘇維埃看作立法機關，認為它正為改革制定法律依據，卻未察覺「代表大會」這一概念內容本身是越權代行的。

　　代表們意外地想起了自己全部的至高無上的權力，開始了無休止的討價還價。當然，這種無休止的交易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不過，我覺得，蓋達爾提出的痛苦措施需要的是穩定，而不是新的社會動盪。

　　其實，得不到政治支撐的蓋達爾的改革，是沒有依託的……於是，法律不充分通過、決議含糊不清的時代來臨了。

　　正是這個時代，最終把國家領進了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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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旁觀者看，可能覺得總統一忽兒把一些人放棄了，一忽幾又不知從哪兒弄來另一些人……

　　實際上，國家「頭號人物」周圍的人不可能不更換。在一個穩定的社會中，國家機關、議會、新聞界和法院都確切地知道自己的職權，都在業已形成的關係體系中工作，那是另一回事。而我們這兒的情況如何呢？以布爾布利斯為例。

　　一開始我猜想，他的社會「面貌」和公開「身份」對擔負某些職責並不重要（當時還曾提出副總統職位問題）。

　　再重複一遍，我雖然瞭解這些原委，但是，報界、人民代表、政治家的反應是如此完全一致，卻真的未預料到。讓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出風頭」不合身份，他當國務秘書，這可是個戰略性職位，卻又是一個不出頭露面的參謀人員。可是，他卻成為一個如此異口同聲的不能接受的人物。

　　一時間，諸如「他是從哪兒冒出來的」、「當過馬克思主義教員」、「鄉巴佬」、「一個不夠味的紅衣主教」等流言飛語不絕於耳。尼吉塔·米哈爾科夫導演找到布爾布利斯年輕時的研究生論文的複印件，在電視屏幕上一邊搖晃一邊說，請看看，統治我們的是什麼人物！

　　一方面，人們敢罵政府，甚至向最高長官說出自己不能接受的人物，這種情況是正常的，是好的。而另一方面，發動中傷人的活動，僅僅是因為他的外表不受人喜歡嗎？要知道，沒人能客觀地評價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的工作，只是根據他的外表和言行來推斷。也許，這不是偶然的，即國務秘書的自尊心受到傷害，他不再對形勢作出相符的反映。

　　這就是問題的另一個側面。

　　現在，人們都熱衷於搞政治，當然，整個世界都是如此，不過在我們這兒特別狂熱。可我們的政治家根本沒有職業道德，沒有政治品行傳統。因此，經常發生主要不是看業務素質而是看人定好惡的現象。要知道，在新的情況下，即在擁有高度權力的情況下，一位職位很高的人可以出人意料地表現自我，而且完全是按另一種方式來表現。

　　我認為，班子變化還有第3條主要原因：在西方那種政治生活中（我們就以美國為例吧，一位新總統上臺，就帶來一批新人）。人被安置在準備好的位置上：對於幾乎幾個世紀形成的優先權人人皆知，程序也是現成的，「請坐，開始工作吧！」因為民主黨人得把執行機關的相當一部分職位留給共和黨人繼承，或者相反，這並不是什麼秘密。但在我們這個國度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況。

　　不過，我末說我們必須從零開始，所有能夠利用的我們都利用了。摧毀這麼一個大國的整個國家管理機器是一條招致滅亡的道路。因此，凡是能安排有經驗的「舊」執行者的部門，我們都安排了。當然，有時人們也會犯錯誤。

　　魯茨科伊三番五次地把斯捷爾利戈夫將軍強拉來做自己的副手。這不是荒誕絕倫嗎？還有人公開提倡軍事獨裁，自然是他個人的軍事獨裁，而不是別的什麼人的軍事獨裁，這樣的人，竟然也會成為國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這樣的錯誤，犯了不是一個，也不是兩個。

　　而在那時候，總統究竟于什麼，副總統究竟幹什麼。俄羅斯憲法法院該是什麼樣子的，可以說，完全是「空白點」。那麼，這個該怎麼做，而那個又該怎麼做呢？我們經常需要分析外國實踐帶給我們的啟示。但同時又不能不明白：國外是一回事（也各不相同），而在我們這兒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依據的不應是從某國就是這麼做出發，而是從自身的經驗出發。而我們卻沒有這種經驗。

　　結果產生了一些華麗不實的機構，起了一堆美妙動聽的名稱，內裡卻空空如也，一無所有。

　　還有其他一些相當重要的原因：時局發展迅速，政治環境變幻莫測，近幾年任何一個大國都未經歷過如此之多的動盪。這也迫使我們不得不更換「渡河的馬」，這對我個人來說，無疑是極其痛苦的過程。

　　但是，正如我說過的那樣，主要的不在這方面，我並不渴求走馬換將，而是政權——嶄新條件下的政極性質本身需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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