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35)_葉利欽

三五

　　他們在復活節喝酒也被查了出來。這也是一條不小的罪狀。其實在「案卷」裡沒有記載父親任何激烈的言辭。基本上是弟弟和其他「同案犯」講的。但父親是這個「富農」工作隊的隊長！而且看來是一個不錯的隊長。有這點就足夠了……

　　下面是本案證人之一的克拉西裡尼科夫的證詞。他的證詞由刑偵員傑尼索夫進行記錄，而證人克拉西裡尼科夫在記錄末尾寫道：「證詞記錄無誤。」然後是簽名。我特別保留了刑偵員的一份令人驚訝的錯字連篇的記錄：「整個這個小組一貫保持緊密的聯繫，無論在工作時間還是非工作時間。所有這夥人經常在葉利欽的住宅聚會。他們都是富農，但卻竭力隱瞞這一點。整個工作隊為了隱瞞自己的家庭成份，他們的工作成績突出。但儘管工作良好，他們卻經常在時利欽的住宅聚會討論某些問題。討論什麼我一無所知，因為我沒能參加他們的聚會。」

　　幾個證人偶然的、雜亂無章的證詞就把一切都「徹底揭露」了。最後是「起訴書」。一共有6個人的名字。尼古拉·伊格納季耶維奇·葉利欽排在名單中的第三位。

　　起訴書的內容是這樣的：

　　「……這夥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人來到喀山農業機械廠工地後，在富農索科洛夫的領導下，在工人中進行系統的反蘇維埃宣傳，其目的在於瓦解工人階級和散佈對現有法律秩序的不滿情緒。他們利用伙食和供應方面的困難，企圖製造不健康的情緒。同時散佈關於戰爭和蘇維埃政權行將滅亡的謠言。進行了反對公債的宣傳，極力反對對奧地利工人的幫助，即觸犯了刑法第58條第10款。」

　　最後是一張為普通紙1／3尺寸的小紙片。「1934年5月23日韃靼自治共和國國家政治保安局三人法庭小組會議第12號記錄摘要。聽取了指控尼古拉·伊格納季耶維奇·葉利欽的案卷。該犯1906年出生在烏拉爾州的巴斯馬諾沃村，是一個被沒收財產的富農，在喀山農業機械廠當木工。根據刑法第58條第10款判決尼古拉·伊格納季耶維奇在勞動改造營三年監禁。」

　　在這頁紙的反面寫著：「1934年5月23日閱。」下面是尼古拉·葉利欽的簽名。這個案子像一塊沉沉的石頭壓在我心上，使人喘不過氣來。我不停地翻著，翻著，總想弄清楚其中是否有某種邏輯……對外關係肅反委員會的機器會無緣無故地吃人嗎？

　　父親從來沒有同我談起過這件事。他把這一段生活從自己的記憶中抹去了，似乎沒有這件事似的。在我們家裡這一直是被禁止的話題。

　　我那時才3歲，但我至今仍記得那種恐怖和可怕。一天深夜，簡易的工棚內走進幾個人。媽媽尖叫一聲就大哭起來。我被吵醒後也開始哭了起來。我不是因為父親要走而哭泣，那時我還小，不懂得是怎麼回事。我看到媽媽在哭，而且她很害怕。她的恐懼和哭泣便傳給了我。父親被帶走了，媽媽撲過來使勁地把我摟在懷裡，我終於安靜下來，然後就睡著了。

　　3年之後父親才從勞改營回來。

　　如果我們詛咒過去，像我父親曾經做過的那樣，把過去從記憶中徹底抹去——這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我們的歷史既是偉大的歷史，同時又是可詛咒的歷史。就像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歷史一樣。只是在俄羅斯，這一切的一切，這一幕又一幕的悲劇，這一層又一層的歷史積澱是如此沉重而又盤根錯節、以至於時至今日，每當人們看到這黃色的《5644號案卷》，仍然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慄。

　　垂死掙扎

　　白宮周圍的緊張氣氛每時每刻都在加劇。婦女和孩子們已被請求離開危險地帶。一個空降兵分隊切斷了「莫斯科回聲」電臺的發射機，廣場上的人們已聽不到任何消息。但到了傍晚，在人民代表們對郵電部長的強烈要求下，「莫斯科回聲」又重新開始工作，廣場上不停地播送著關於部隊調防的情況簡報。

　　在這種情況下，將軍們在瓦連尼科夫的壓力下倉促制定的美好計劃已經不可能執行。要實施這個計劃至少必須親自領導戰鬥行動，親自帶領各個分隊衝鋒陷陣，手拿衝鋒槍沖向手拉手在白宮周圍構成三道、四道、五道人牆的手無寸鐵的人們，沖過無數老人和婦女，沖過綿延1公里的人群。

　　那就要對著俄羅斯的驕傲和希望——俄羅斯的知名人士，對著俄羅斯的政治象徵——議會和政府開槍。

　　軍隊當然不能邁出這一步。作戰部隊總是想緊隨事件的發展、但總是試圖跟上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瘋狂而矛盾的行動，他們現在正帶著痛苦的恥辱退回自己的基地，關掉無線電發報機，在郊區的街道上「迷失方向」，靜靜地停在暗暗的夜幕之中。

　　＊＊＊

　　在軍人們的所有的答記者問和回憶錄中，不知為什麼總是固執地把裝甲車隊沿薩多夫環城從柴科夫斯基大街向斯摩棱斯克廣場調動稱為對莫斯科街道的「巡邏」。但這決不僅僅是巡邏，面是一種最後的、絕望曲舉動，即試圖用轉移軍車和武器恐嚇，渙散和驅散白宮周圍的人群。不管怎麼說，在地下隧道內的一輛軍車上被掩了一塊帆布，一個人跳上裝甲板，於是便從艙口響起了警告的槍聲——一個小夥子倒下了。裝甲車猛然朝後退去，車後拖著小夥子那具奄奄一息的軀體。還有兩個沖上去救助的人也被打死了。

　　血跡久久地留在瀝青路上。德米特裡·卡馬裡、伊利亞·克裡切夫斯基和弗拉基米爾·烏索夫這3個年輕人就這樣離開了人世。他們水垂不朽。

　　這是一件那個晚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我們看來誰也不想發生的事情。這件事本可以不發生——只要軍車指揮官一聲「原地不動」的命令就行了。然而這又是一件預料之內的事情，因為人們數小時連續處在可怕的緊張之中，一直在等待著最可怕的時刻的到來。

　　但這個犧牲畢竟讓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清醒了。這天早晨在自己副手的壓力下，亞佐夫元口中發出了關於從莫斯科撤軍的命令。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們在眾多的槍口保護之下昨天還感到自己信心百倍，現在卻處於命運他關的時刻。他們陷入了極度的恐慌之中。

　　緊急狀態委員會召開的最後一次混亂不堪的會議一直在無休無止的歇斯底里氣氛中進行，這一點從莫斯科第一市委書記尤裡·普羅科菲耶夫的話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說：「最好給我一支手槍，我自殺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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