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34)_葉利欽

三四

　　所有的信息來源都表明，第二天快結束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作出了進攻白宮的決定，開始向莫斯科調集新的兵力。

　　於是我們決定下到倉庫。

　　這個現代化的防空掩蔽部不僅僅是一個地下室，而從軍事角度看是一個非常在行的建築——離地相當深而且堅固結實。衛兵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打開兩扇巨大的密封專用門。倉庫有幾個出口。一個直接通向隧道的地鐵道。當然，必須經過約50米長的高高的鐵梯。為防萬一鐵梯被布上地雷，第二個出口離通行證檢查口不遠的一個不引人注目的小門，通過它可以直接去到大街上。還有經過地下管道的一些其他出口。

　　倉庫內有幾個房間以及睡覺用的雙層床。有人給我們拿來了椅子。我們就是在這裡度過了令人難熬的夜間的幾小時。有趣的是秘書、汀字員、小賣部的服務員這些婦女們沒有離開我們。不知為什麼誰也沒走，儘管當時已經下達了離開白宮的命令。

　　最艱難的時刻在淩晨3點鐘到來了。槍聲又重新響了起來。很顯然，企圖悄悄離開地下倉庫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上面大概已經有人員傷亡……

　　再也不能坐以待斃了。於是我決定回到樓上。

　　白宮內我們所在的樓層上的人們漸漸地開始走動起來，許多房間亮起電燈，響起了電話鈴聲。

　　有人向我報告：有3個人被打死了。

　　我給家裡打了個電話。我勉強地說了一句：有人員傷亡。

　　夜間絮語父親

　　一張發黃的、幾乎完全腐爛的捲煙紙，一張辦公用的馬糞紙，不退色的紫墨水。我的面前是一份審理1934年在喀山工地工作的幾位農民的《5644號案卷》。我的父親，尼古拉·伊格納季耶維奇·葉利欽是其中的一位。

　　那時我的父親28歲。與我父親同案審理的還有他的弟弟安德裡安。弟弟比他還小，那年22歲。

　　在此之前我們家的財產被作為富農「沒收」了。如今我們大家都開始忘卻那是怎麼回事。其實說起來也非常簡單。我們村蘇維埃在寄給喀山肅反委員會的證明中寫道，葉利欽一家承租了5公頃土地。「革命前其父的家產業應用富農，曾有一個小磨坊、一個風磨坊和一台脫粒機。長期雇工。種植面積曾達15公頃。有自動捆紮收割機一台，5匹馬，4頭奶牛……」

　　他有這有那……他幹得多就得到的多，這就是罪過。蘇維埃政權喜歡謙虛的、不引人注目的、不出頭不扎眼的人。而對於強壯有力、聰明能幹和才華出眾的人們，它既不喜歡也不留情。

　　1930年，我們家「被迫遷出」。爺爺被剝奪了公民權。按人頭計算的農業稅壓得全家喘不過氣來。總之，我們全家被人絞盡腦汁地逼上了絕路。於是爺爺「逃亡」了。年齡稍大一些的兄弟倆終於明白他們在農村已沒有生路，於是來到了城市的工地。一個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的農民家族，一幢碩大的農家住宅、一份殷實的產業，一下子就蕩然無存了。

　　此後的情節依然是很典型的。兄弟倆在喀山家用機械廠的工地上幹了兩年。他們在一個工作隊裡當木工，為斯大林的工業化運動貢獻自己的力量。哥哥，即我的父親已經成家，並在那時候生了一個兒子——那就是我……但1934年4月這個新的生活又一下子化為烏有。

　　在「卷宗」的一頁紙上突然出現了一個詞——「同村人」。當時的國家政治保安局人員自己這樣稱呼這一案卷中被指控的6位農民——葉利欽兄弟、卡伏裡洛夫父子、瓦赫魯舍夫和索科洛夫。那叫什麼「審理」呀！就是一個特別的「三人小組」往桌旁一坐，「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就根據第58條第10款給這個判5年，給那個判6年，而我的父親和叔叔被判了3年集中營生活。

　　但「同案犯」們根本不是同一個村子的人。卡伏裡洛夫父子和葉利欽兄弟來自當時被稱為烏拉爾州的兩個不同的區，瓦赫魯舍夫則來自烏德穆爾吉亞，他們是在工地上認識的。但「同村人「這個詞仍然是意味深長的，從爵反角度這一名稱和整個案件的底蘊在於：在於個簡易的工棚裡聚合著幾個富裕農民家庭的餘孽，他們的財產被沒收了，對蘇維埃政權心懷不滿。

　　……我不停地翻著案卷，試圖弄清誰是主要的告密者，一切是從誰開始的？最後終於得出結論——這個案件是有計劃的。大約在案件的前後，在喀山假想出幾個大型的「陰謀」和「反革命破壞的」小組，這樣以便可以一下子緝拿數十人。抓6個工人對這個特別「三人小組」簡直是舉手之勞。但這件事必須去辦，以便交差。應當從住在最普通的8號工棚內的普通、誠實的工人們中間揪出「人民的敵人」。於是，某個領導，或是某個黨員，或便衣情報員用手向國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員一指——瞧，他們這些過去的富農就是敵人。

　　一個重要的細節是：無論我父親，還是他的弟弟都什麼也沒有承認，沒有認罪。在其他年代這樣的固執的脾氣是要大吃苦頭的，諸如遭受嚴刑拷打，百般折磨……但審訊中的大施刑具的普遍流行，尤其是官方認可的刑訊是後來才被允許的。那一年刑偵員似乎有些著急，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填好表格，一切按社會主義法律的規章行事——審訊記錄、證人證詞、對質、來自原籍的調查材料等等。這一切都需要搜集、簽字、仔細填寫和餅湊。整個工作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這個「反革命破壞小組」的罪過究竟在哪裡呢？他們把一鍋發臭的湯倒在地上，22歲的安德裡安。葉利欽在氣頭上喊道：他們究竟想幹什麼？是不是想讓大夥都從工地上逃跑掉7另外，當時工地上組織發行「公債」，即拿走工人的工資而發給債券。在「案卷」的第三頁上我讀到：「在債券簽字時，伊萬·索科洛夫說：『我不簽字。體們憑什麼搜刮我們？舊的債券還沒有拿到，現在又發行了新的』（證人古德林斯基1934年5月7日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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