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8)_葉利欽

八

　　我臨時中斷自己的筆記，並劃出一個巨大的問號。

　　哈斯布拉托夫當時也有一支不受任何人管轄的最高蘇維埃警衛隊。他的人企圖在白宮儲藏更多的武器。

　　難道說歷史真會如此重複？

　　歷史會如何看待我們俄羅斯的民主派呢？共產主義的叛亂分子害怕向俄羅斯民主源開槍，但民主派自己卻不怕向自己的敵人開槍。此中是否有命運的毒辣諷刺和戲弄呢？

　　讓每個人自己去獨立解決這個謎題吧，而我的答案即是如此。

　　無論是在第一種情況下和在第二種情況下，道義的優勢和正義的力量之所以在俄羅斯民主力量一邊，乃是因為民主力量處於被迫自衛的地位。在第一種情況下。民主力量的自衛得到手無寸鐵的人們的援助；在第二種情況下，民主力量得到威力強大的坦克的援助。

　　然而，俄羅斯的白宮未給我以安寧和平靜。

　　這一歷史謎題留待將來幾代人解決吧。

　　＊＊＊

　　我不止一次地在電視臺講話，發表出入意料的強烈聲明，每一次都產生了爆炸性的效應。這並非意味著我愛做驚人駭世之舉，愛在電視機屏幕上閃影現形。完全相反，照像攝影對我來說猶如任何規定好的不能自由自主的行為一樣，是一種繁重的勞動。我經常累得精疲力竭，所以我非常不喜歡在電視屏幕上看到自己。

　　我的電視講話總是和一些有轉變意義的事件密切相關，如党的代表會議、人民代表大會等等。更為晚些時候，即1993年3月20日和9月21日，那些著名的命令簽署前夕，我兩次發表電視講話。

　　但是，有一次我不得不為了能夠播放有我參加的節目進行鬥爭，這就是1991年2月間我公開建議戈爾巴喬夫辭職。

　　事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

　　1991年3月的全民公決日益臨近。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發生的事件如同有萬鉤之力而雷霞轟鳴，整個社會都沸騰了。

　　大家都非常清楚舉行全民公決的目的，其一是為了賦予全國範圍內的緊急狀態以合法性質，其二是為了取得同俄羅斯的獨立進行鬥爭的「合法權利」。

　　電視評論員每天都用聯盟的解體呀、國內戰爭呀嚇唬人民。我們的立場被說成是純粹破壞性、摧毀性的立場。用國內戰爭嚇唬人是很容易。我看許多人已經當真地在等著戰爭了。因此，我迫切地感到有必要進行說明解釋工作，要解釋清楚聯盟的改革不是聯盟的解體。

　　但是，情況突然查明：誰也不打算讓我直接上電視講話。

　　是當時的電視臺台長克拉夫琴科開始玩花招耍手腕的。他時而不接電話，時而提出一些什麼條件，時而改變錄製日期。天天為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忙得不可開交。我當然開始緊張起來，幾乎在每天的各種出版物上和個人的談話中，都有民主人士勸我與戈爾巴喬夫達成妥協，匆將國家置於緊張狀態之中。可以說，就在此時我真正明白了建議我接受的妥協，原來是口中塞滿東西而無法喊叫式的妥協。

　　這件事的整個經過成了報紙的財產，報刊上掀起一陣太嘩。克拉夫琴科做出一副樣子，似乎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那一切只是平常的工作而已。

　　事情發展的結果正好與國家利益的維護者所希望的相反、人們已經十分關注我的電視講話。

　　問題在於一點：應該將自己的立場最大跟度地解釋得清清楚楚、簡簡單單，讓任何人都能懂得明白，不用要求原諒，不必作出防衛性的姿態。這就是在當時形勢下最重要的一點。

　　於是，我有一個成熟的想：你們不是害怕葉利欽嗎？好吧，那就讓你們有一個你們害怕的葉利欽！我決定再一次打破社會上的陳規陋矩行事。

　　我對電視觀眾說：「事情已經非常清楚，戈爾巴喬夫保留『改革』這個詞的同時，不願意進行實質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現有體制，保存強硬的中央集權，不給予各加盟共和國特別是俄羅斯以獨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總統的立場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辭職……」

　　往前看，可以說同我的其他幾次激烈聲明一樣，我採取的這一步驟後果良好。歸根結底，我的講話不是使全國的形勢更為複雜，而是有所緩解。

　　不過，我的講話卻極其嚴重地羞辱了戈爾巴喬夫。

　　當時我為什麼發表措辭如此激烈的講話呢？既然戈爾巴喬夫繼續認為自己是改革的領袖，繼續充當知識分子的偶像，他在世界上的威信比那些年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都高得多，那麼我為什麼還要求他辭職呢？請看世界上一些報紙在我的電視講話之後寫的評論：「戈爾巴喬夫的辭職未必能開拓通向民主的道路」（《柏林報》）。「葉利欽決定公開出擊所反映的與其說是他的強大，毋寧說是他的軟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些外國的外交家都認為，如果不是以進步的觀點，而是從防止混亂的角度來看問題的話，那麼無論如何，戈爾巴喬夫仍然是最合適的候選人。而葉利欽依然是個不太知名的大人物，並且他可能使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泰晤士報》）。

　　我的好朋友、哈薩克斯坦的領導人努爾蘇丹·納紮爾巴耶夫也說：「在這樣的轉折關頭，正當我們經歷一場經濟危機之際，時利欽實際上又組織了一場危機——這是一場政治危機。」

　　之所以要猛烈地攻擊戈爾巴喬夫，我已經說過我有各方面曲理由，其中包含純摔道義上的理由——我無法忍耐戈爾巴喬夫在維爾紐斯悲劇事件期間所玩弄的兩面派手腕；我更不能原諒他如此輕易地埋葬了那些年的我國經濟的唯一希望——「500天計劃」。

　　然而，還有更為深刻的理由，而且就在當時我已經開始明確地意識到了。

　　在那個時候稍前，一股新的政治勢力已經明顯形成。這股政治勢力先於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派已經打倒了左派勢力和最高當局。對於這股勢力而言，我們大家和「美國特務」雅科夫列夫及「德國首腦」戈爾巴喬夫一起統統成了「帝國主義奸細」！實質上，這是經由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失望的俄羅斯人之手，經由新的波洛茲科夫共產黨之手，經由非正式的「新共產黨人」之手，經由反動的工會之手，經由黑衫黨人及其他各種勢力之手而將要成立的民族救國陣線的萌芽。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