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3)_葉利欽

三

　　合法化的無政府狀態

　　一家西方報紙所謂今天在俄羅斯籠罩著一種合法化的無政府狀態的說法，極其準確地反映出所發生事件的本質。在俄羅斯似乎什麼都有，有一切國家機構，有司法部，有強大的安全機關，有警察。

　　但是，就是沒有秩序。

　　1993年春，我簽署了一項關於在軍隊中建立哥薩克部隊的命令。哥薩克人重歸自己的基本生活制度：他們在自己獨特的分隊中服役，在自己的村鎮裡按照古老的哥薩克規矩生活。人們的一切都簡單而明瞭，他們重歸於半軍事的生活方式，並且圍繞這種生活方式進行其他各方面的建設，他們是幸福的。

　　然而，俄羅斯並非僅由一些哥薩克人組成。我想，就是他們哥薩克人將來也不會輕而易舉地適應新的條件，輕而易舉地整頓秩序只能用皮鞭，靠人整頓秩序則總是複雜艱難的。

　　在具有如此眾多的強力機構的情況下，在具有如此眾多的國家公務員和權力機關的情況下，在如此文明的、具有文化素養的人民當中存在著如此的無政府狀態，只能有一種解釋：傳動系統失靈了，因此整個機器無法轉動。歸根結底，一切都應當服從於某一個人和意義十分明確的原則、法律、法令。概而言之，某一個人應該成為國家的首腦。如此而已。

　　當然，將總統制引入俄羅斯，不可能一下子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為國家，是因為它應當是可以管理的。依我看，就是這麼簡單。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這樣一個問題在許許多多的政治家看來竟是如此複雜繁亂、模糊不清。重要的是，讓國家承擔自己的使命，幫助公民過好日子。

　　無論什麼樣的改革—一經濟的、政治的、財政的改革。—都不可能在一瞬間解決我們的各種問題。問題的解決是一個長期的、年復一年的、細緻耐心的、痛苦的、緩慢的過程。但是，應該開始這一過程……為了10年之後我們能有一代優秀的國家公務員，應當在幾任總統和幾屆議會任期內，將他們培養出來。現在，我們的公務員幾乎一無所能，可是別的公務員如今又實在沒有。他們不可能從天而降。

　　我們大家都應當有足夠的耐心。我們還應該學習。

　　＊＊＊

　　但是，嚴格地說，這種情況不能視為悲劇，甚至不能視為社會悲劇。過去我們在共產黨人的統治下生活，這才是悲劇；沙皇被槍斃，這才是悲劇。同希特勒的戰爭開始打響，才是關係我們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請回憶一下自己及父輩們的生活。近30—35年間，俄羅斯社會一直過著極為和睦、非常安寧、相當穩定的生活。在家庭福利、文化、教育、兒童培育及對待社會與個人的義務方面，開始確立世界文明的基中優先地位。上述這一切，在赫魯曉夫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法西斯式的斯大林體制逐漸變成為「天鵝絨般的」極權制度（即西班牙弗朗哥體制型或拉丁美洲專政型的制度）。在這種體制下，傳統的和平價值觀念畢竟佔據首要地位。整個社會已經適應並學會在這樣有限的範圍內生存，並且開始重新創造出令人接受的精神風尚、物質文明、寬容謙讓的道德環境。

　　當然，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話題，不過我想說明一點：今天的社會不是建立在一片空地上。無論如何不能把今天所發生的一切與攪得天翻地覆的1917年革命相比較。社會只不過是在尋找更為合適、更為合理、更為現代的生存方式。因此，我不大願意接受今天時事評論中時時發出的那種刺耳的悲劇性的腔調，對這樣的腔調我感到困惑莫解。

　　我們生活著，而不是在準備生活。也許應該以此作為出發點：我們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國家裡，只是我們國家的命運多僻，她還背負著不易克服的遺傳因素。

　　總統日記
　　1993年6月5日

　　9時45分，我打電話給科爾紮科夫，要求他採取堅決的有力措施，以維護即將舉行的憲法會議開幕式大廳裡的秩序。如果有人大喊大叫、吹口哨，有人耍流氓搞無賴，企圖破壞會議，當即將之趕出會場。派10個人在休息室裡值班。主席團裡有我和俄羅斯總理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

　　距會議開始前10分鐘，憲法法院院長佐爾金來了。我知道他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左邊，最高蘇維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右邊。佐爾金想坐到中間的一個位置上，他站立一小會兒，搖了搖頭，然後很謙遜地坐下。哈斯布拉托夫也在自己的位置旁站了一小會兒，想了想，還是坐下來。誰也沒有坐在他的旁邊。他在安樂椅中好一陣子坐不安定，似乎在認真思考著文件。

　　我的關於憲法、新憲法程序的發言時間為40分鐘。對這個報告我作了認真而詳盡的準備，並且非常認真地修改了第二稿（第一稿我早已斷然否決，作了15條重要修改意見）。我徹夜伏案，整個身心都處於緊張狀態。而且我沉重的預感得到了證實。

　　我剛剛開始發言，哈斯布拉托夫就寫一張紙條，把在講臺旁邊值班的工作人員叫到跟前。這位工作人員拿了紙條，走回來放到抽屜裡，而不是放到桌子上。哈斯布拉托夫見此狀大不高興，就堅決地向切爾諾梅爾金示意：請讓我在葉利欽之後發言。雖然有確定好的議事日程，可是我剛剛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便一躍兩超，沖向講臺。於是乎就開始了……

　　整個大廳的人頓時情緒激昂。精神亢奮，委婉地說，人們的表現並不大得體。響起了砰砰的關門聲、打口哨聲，荒唐胡鬧的氣氛籠罩整個大廳。會議剛剛開始就遭到破壞。

　　但是，會間休息時，幾位新聞記者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您對第一天有何感想？」我答道：「會議要繼續工作，而不理會議長的挑釁行為。」

　　不過，哈斯布拉托夫畢竟不是那個身材消瘦、語氣客氣的哈斯布拉托夫了。他的眼睛也不像平時那樣炯炯有神……

　　代表斯洛博德金開始喊叫起來，沖向講臺。人們不得不把他拖出大廳。

　　我突然非常清晰地意識到，我萌生了一個不可遏止的強烈願望：把這一夥人全部趕走。

　　另有一件事也破壞了我的心情。早晨，我辦公室裡與魯茨科伊直接聯繫的電話線路燈糾纏不休地亮了整整5分鐘。我沒有提話筒，燈也沒有滅，整整亮了5分鐘。要知道，在魯茨科伊那裡已切斷了與我的直通線路。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技術員在休息天用酒精洗接頭，把兩頭接在一起封閉了線路。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他能夠封閉線路，那麼他還能夠幹什麼？人們回答我說，不，不會再有什麼了，只有封閉線路這件事。

　　算了，這一切現在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已有了一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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