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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菲聲稱,在艾森豪威爾與朱可夫第一次會晤的過程中,蘇聯人得到了他們希望得到的一切。三項宣言完完全全符合蘇聯的意圖。第一號宣言解散了德國全國政府的最後殘餘,把德國的最高權力交給各戰勝國的總司令。

  第二號宣言規定,在處理涉及整個德國的問題時,各戰勝國必須協商一致,如不能達成一致意見,那麼每一位總司令在他自己的區域內將擁有最高權力。實際上,這一宣言賦予每個佔領國以絕對否決權,結果造成了德國在東方戰勝國的地區和西方戰勝國的地區之間的無限期的分裂。

  第三號宣言劃定了各佔領區之間的邊界,並確認了關於把柏林劃分為幾個區、每個戰勝國各佔領一個區的倫敦協議。第三號宣言與1944年9月12日倫敦議定書和11月14日倫敦議定書,至今仍然是西方衛戍部隊留駐柏林的主要法律根據。

  在艾森豪威爾剛要離開會場時,朱可夫對他說,他剛剛接到斯大林的電報,指示他把蘇聯的勝利勳章授給艾森豪威爾和蒙哥馬利元帥。這個獎賞,以前從未授給過任何外國人。朱可夫問艾森豪威爾願意在什麼時候把勳章授給他,艾森豪威爾建議朱可夫到法蘭克福他的總部去主持儀式。朱可夫同意了,而蒙哥馬利說,既然他在歐洲戰役整個期間是在艾森豪威爾的指揮之下,他也願意在艾森豪威爾的總部受勳。

  6月10日朱可夫到達法蘭克福之後,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儀式。朱可夫先給艾森豪威爾授勳,然後給蒙哥馬利授勳。在鉑基底上鑲著一些鑽石和紅寶石的勝利勳章,給出席這次儀式的為數不多的目擊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迪恩認為美國給外國人授勳這件事做得不大高明。不到一星期以前,美國政府授予了朱可夫一枚榮譽勳章,這種勳章幾乎無法跟勝利勳章相比。在戰爭後期,美國當局才規定,可以授給外國人的最高級勳章是總司令級榮譽勳章。可是,在作出這個決定以前,巳經把更令人羡慕的特別功勳勳章授給了一些英國軍官。迪恩評論說;

  一般地說,俄國人對授勳非常重視,而且他們對每種勳章的相對重要性也是世界上最有研究的。他們把他們的最高勳章——勝利勳章授給了艾森豪威爾,而授給他們的一些領導人,如朱可夫、科涅夫、羅科索夫斯基和安東諾夫的勳章,並不是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勳章中最好的勳章,我想,他們對此也許會覺得自尊心多少受到傷害。

  授勳儀式後,舉行了午宴。在午宴上,為各國領導人、為盟國的勝利頻頻舉杯祝酒。朱可夫元帥首先為艾森豪威爾祝酒。

  他說:「我要向艾森豪威爾五星上將祝一杯酒,由於他的卓越才能,盟軍取得了輝煌偉大的勝利。」他說他「曾懷著驚訝不已的心情」注視過艾森豪威爾指揮的幾次輝煌的戰役。他對於艾森豪威爾大規模使用飛機、大炮、坦克和海軍的情形印象特別深刻。他說:

  我們蘇聯軍官和將軍們注視並研究了艾森豪威爾將軍指揮的所有戰役。我個人和我所指揮的部隊,對艾森豪威爾將軍懷著深深的敬意。我表示希望我們盟國的四位司令官在管制委員會今後的工作中能夠協調一致。如果說我們在戰時進行了很好的合作,我相信,在和平時期將能合作得家過去一樣好。我為艾森豪威爾舉杯——為他的健康,為他的成功和今後工作順利乾杯。①

  ①哈裡·布徹著《我同文森豪威爾在一起的三年》,第880一第861頁。——原書注

  艾森豪威爾回敬的時候說,雖然他舉杯祝酒,主要是想代表盟軍說幾句讚美朱可夫元帥的話,但在最後講祝酒辭以前,他要稍稍離開話題」講幾句。他指出,朱可夫對他的讚揚使用了過獎的詞句。但是他說,他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有才能的軍人和外交官們由於認識到團結才有力量,因而全心全意地服從他的指揮,「而不管他們自己國內對他們有什麼說法」。

  他宣稱,那些曾經征戰沙場的人們現在要和平,希望有機會讓他們的人民過上好一些的生活。

  艾森豪威爾接著說,他曾會見了一些蘇聯高級官員,在要求和平「這一根本願望上」,他發現他們是同西方盟國一致的。

  他最後講了許多讚揚朱可夫的話。他說:

  沒有哪一個人對聯合國的貢獻能夠超過朱可夫元帥的了。他今天作為我們的貴賓光臨,並且熱情友好地向我們盟軍成員頒發了蘇聯勳章。可是,朱可夫元帥——一位謙虛的人,大概低估了他在我們心目中所占的地位。有一天,當所有在座的人都去見老祖宗的時侯,蘇聯肯定將設置另一種勳章。那將是朱可夫勳章,而這種勳章將為所有欽佩軍人的勇敢、遠見、堅韌和決心的人們所珍視。先生們,我非常榮幸地請你們為朱可夫元帥乾杯。

  艾森豪威爾送走朱可夫及其一行之後,懷著滿意的心情回顧了這一天的活動。朱可夫的友好態度和明顯的誠摯感情,使法蘭克福的美國人深受感動,艾森豪威爾本人則懷著很大希望,要同俄國人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可能會造就一個較好的世界。

  他寫道:

  從朱可夫和他的助手那一方面,唯一可以看得出來的便是持友好和合作態度的強烈願望。回顧起來,那一天確實展現了同俄國人建立和諧的密切的關係的光明希望。但這一希望從未變成現實,而且終於在猜疑和互相指責中消失了。可是,就朱可夫元帥同我個人之間的友好關係而言,這種友誼一直在繼續增長,直到我1945年11月離開歐洲。這種友誼是一件私人的和個人的事,令人遺憾的是,它並不代表總的態度。①

  ①艾森豪威爾著《遠征歐陸》,三聯書店版,第493頁。——原書注

  艾森豪威爾訪問柏林四天以後,哈裡·霍普金斯從莫斯科返回華盛頓途中在法蘭克福停留。羅伯特·墨菲回憶說,「霍普金斯熱情地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同斯大林會見的情形,他對蘇美合作的信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法蘭克福,霍普金斯用明顯的誠摯態度對我們說:「我們可以跟斯大林打交道!他會合作的!」

  霍普金斯講述了據認為是斯大林作出的一些讓步,而他的樂觀態度,促使人們認為丘吉爾關於蘇聯的意圖的警告,似乎是誇大其詞,甚至可能是歇斯底里的。他談到他從莫斯科歸來途中在柏林的停留,蘇聯人殷勤好客到幾乎使人發窘的地步,甚至允許他從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帶走一些書籍。

  霍普金斯的下述看法也是有深意的。據墨菲記載,霍普金斯說,向朱可夫提出的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都是由維辛斯基回答的,顯而易見,俄國軍人無論軍銜多高,都沒有被授權回答政治問題。

  艾森豪威爾對霍普金斯說,他決心儘快地從蘇聯佔領區撤出、所有美國軍隊,霍普金斯誠懇地表示贊成。他還同意必須就保證進入柏林問題作出明確的安排,並答應一俟他回到華盛頓,就提請總統和馬歇爾將軍親自注意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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