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賽寧(5)_學達書庫

五

　　返回部隊後，葉賽寧被安排在皇村的一座陸軍醫院供職。直到1917年爆發二月革命他才離開了軍從，加入了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的戰鬥隊。二月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葉賽甯於3月17日被派往國家杜馬屬下的軍事委員會供職。有感於3月3日在彼得堡馬爾索夫廣場為二月革命犧牲者所舉行的隆重葬禮，葉賽寧創作了《同志》這首充滿了革命激情的詩。同年5月底他回到故鄉康斯坦丁諾沃，在那裡度過6月和7月。正是在偉大轉折的1917年葉賽寧在詩中抒發了對故鄉和祖國未來的美好憧憬之情：

　　明天一早把我喚醒，
　　讓我們小屋裡點亮油燈。
　　都說我不久將會變成
　　大名鼎鼎的俄羅斯詩人。

　　十月革命爆發時，葉賽寧滿腔熱情地表示歡迎，他稱自己「整個地站在十月一邊」。十月革命的風暴帶來了葉賽寧詩歌創作上的轉折，使他面向革命題材。《天國鼓手》（1918）正是革命題材的詩篇，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和現實意義。然而，當時葉賽寧尚未從根本上瞭解革命和蘇維埃制度，他寄託于革命是建立「農民的天堂」（《伊諾尼亞》，1918），以代替農民世世代代所處的不合理的地位。

　　1918年3月，莫斯科被宣佈為國家的首都，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從彼得格勒遷往莫斯科，葉賽寧也隨之遷居莫斯科。以葉賽寧為首的一批詩人，當即在莫斯科組織了一個出版合作社：「莫斯科語言藝術家勞動組合」。根據葉賽寧的倡議，出版工作者接受了「新紀元」

　　這一概念，即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算起，作為「新紀元」的開端。從此，這個出版合作社所出的書，封面和扉頁上都印有新的社徽和新的紀年。社徽系一隻報曉的雄雞，紀年則是「一世紀第二年」字樣。

　　這一徽記本身早已被人們遺忘了，而印有這一徽記的為數不多的書籍如今卻已成為蘇聯幾家大圖書館的珍本了。葉賽寧採用的雄雞報曉作為徽記，其含義是很深的。對俄羅斯勞動人民來說，雄雞歷來是歡迎黎明和旭日東昇的象徵：雄雞以自己的歌聲呼喚光明、驅除邪惡與黑暗。葉賽寧就是以這一形象來代表新時代的誕生，並把自己的詩歌創作同新時代緊緊聯繫在一起的。莫斯科當時正處在饑餓之中，紙張匱乏、昂貴，「勞動組合」資金不足，很快也就破產了。葉賽甯回到康斯坦丁諾沃小住，親眼目睹了農民「無償」地分得了土地的喜悅。詩人的革命激情空前高昂和振奮，並以宗教象徵的形象創作出《約旦河的鴿子》一詩。「約旦河的鴿子」源自聖經故事：基督在約旦河行洗禮時，見到從天而降的鴿子在其頭頂上空翱翔——此乃上帝為他祝福的徵兆。該詩表達了詩人嚮往革命、變人間天堂的廣泛聯想和憧憬：

　　人們啊人們，我的兄弟！
　　我們大家都會在將來，
　　定居在幸福的村莊裡，
　　在那裡踩出一條銀河來。
　　逝去的和正在消逝的，
　　切莫捨不得把它丟棄，
　　在盛開鈴蘭的地方，
　　定比我們的田野美麗。

　　在新的歷史時期裡，葉賽甯與無產階級文化派接近，甚至與蓋拉西莫夫合作創作了一個革命題材的電影劇本《霞光在召喚》。葉賽寧整個身心都沉浸在文學創作中。

　　噢，我滿頭的灌木叢已經枯萎，
　　詩歌俘獲我，使我變得憔悴，
　　我終被判處在感情的苦役中，
　　去把敘事詩的磨盤苦苦地推。

　　《無賴漢》（1919）中的這一詩節，使人看到葉賽寧與詩歌創作的不懈之緣，正如那著名的「紅鞋」使女主人公無法停住舞步，葉賽寧直到臨終前還在進行詩歌創作，甚至用自己的鮮血寫下了絕命詩。

　　1919年，葉賽甯成為意象派詩人，並參與發表這一流派的宣言，贊成「形象本身就是目的」、「形象戰勝思想」、「讓語彙擺脫內容」等「純藝術」口號。毋庸諱言，意象派的詩是談不上重大社會內容的。葉賽寧不久就意識到自己的這一迷誤，漸漸脫離了意象派，並在《生活與藝術》（1921）一文裡對意象派作了批判，指出詩歌中只有「語言與形象」是遠遠不夠的，對藝術持這樣一種態度是「極其不嚴肅的」。他把藝術看作是「表現理性內在要求的重要手段」。這一時期，他運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創作了詩劇《普加喬夫》（1921），熱情歌頌俄羅斯18世紀的著名農民起義領袖普加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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