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鄧肯(79)

七九

　　然而，常客們並不十分欣賞這種講課和舞蹈融為一體的形式。他們已欣賞過伊莎多拉輕盈美妙、富於青春魅力的單人舞，所有學生合在一起也遠不及她獨自一人的演出動人心弦。

　　其他演出都是在頗具規模的管弦樂隊的伴奏下露天舉行的。伊莎多拉總是獨自表演前一部分——通常是瓦格納風格的舞蹈——艾爾瑪和女孩子們合演的勃拉姆斯和舒伯特的舞曲則構成了演出的第二部分。

　　在基輔逗留兩周後，伊莎多拉發現學校的經濟條件未見好轉，大部分演出所得付給了管弦樂隊和旅館。

　　伊莎多拉借款將艾爾瑪和孩子們送回了莫斯科，隨即同經紀人季諾維也夫商討如何繼續巡迴演出，以便多賺一些錢。他們計劃帶上一名鋼琴伴奏，前往伏爾加地區、土耳其斯坦、烏拉爾地區巡迴演出，也許還要到西伯利亞和中國。

　　看上去這的確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計劃。這次行程減少了管弦樂隊的巨額開支以及15個孩子的食宿費，經過的地方又都是伊莎多拉的未曾演出過的城鎮，而在這些地區她的名聲又早已家喻戶曉，所以此行必定會大大增強她自己和學校的經濟實力。

　　同艾爾瑪一起回莫斯科的孩子們因無法到農村度假，便決定為城市兒童們上課，課堂設在由伊莎多拉的老朋友波德沃斯基負責管轄的位於麻雀山的體育場。學生們身著短短的紅色衣衫，學習鄧肯設計的練習動作以及一些最簡單的舞蹈。他們在陽光下邊跳邊唱革命歌曲。夏季數月，這些面色白裡泛黃的城市兒童已被曬得黝黑，成了健康愉快的愛跳舞的人。

　　與此同時，伊莎多拉同鋼琴師馬克·梅奇克和經紀人季諾維也夫正在旅程上奔波。但他們三個卻屢遭失敗，不僅沒賺到錢，而且遭了許多罪。

　　8月中旬，整個夏天都在運動場上接受舞蹈訓練的孩子們得到了伊莎多拉返回的消息，聚集在位於普列特奇斯堅卡大街的校舍外面。伊莎多拉乘車離開火車站駛往學校，抵達後被迎進了學校大客廳的陽臺上。在那裡，她俯瞰著由500多名身著紅衣的兒童構成的海洋。他們向她歡呼，她則報以微笑，並向他們揮舞著紅圍巾。隨即樂隊奏起了《國際歌》，孩子們依次輕盈地舞過陽臺，每人都將前面同伴的手高高舉起。

　　伊莎多拉熱淚盈眶地看著他們。她對身旁的人說：「見到這500多名在陽光下優美自然地載歌載舞的孩子們，我所受的那些磨難算得了什麼呢？」

　　當孩子們列隊前往麻雀山去上每日必修的舞蹈課時，伊莎多拉無法安心留在學校休息了。她跟著他們來到了運動場。他們在此再次為她翩翩起舞，列隊而行。從此以後，伊莎多拉冒著八月的酷暑，天天前往運動場為幸福的孩子們授課。她為他們的進步而欣喜萬分。

　　1924年9月，伊莎多拉·鄧肯掀過了她生活中俄國之旅的一頁。按照合同，她到了德國演出。

　　隨之而來的是一段充滿了新的失望和不幸的日子，而她的朋友們及家人則袖手旁觀，無動於衷。在這期間，伊莎多拉四處流浪，投宿於工作室和設施簡陋的旅館，有時甚至吃不上飯。他寫給養女和學生艾爾瑪的信反映了柏林這段生活的真實增況。

　　「『9月底：』」

　　……我一直盼望著能夠告訴你一些好消息，然而事與願違，這項合同是一場騙局。他們都是騙子，他們沒有付款，我在這裡陷入了困境！……我在柏林沒有一個朋友，伊麗莎白也身無分文。

　　布盧特內爾大廳座無虛席，觀眾們熱情洋溢，而評論家們則大多刻薄無禮……我一文不名，卻住在一個收費高得嚇人的旅館裡。……今天下午我在等待未自俄國的一位律師。當然，我可以指控他們犯有詐騙罪，將他們全部投入監獄，然而這對我並無多大好處……

　　我已全然不知所措——首批演出組織得極差，以致今後我很難再簽訂合同。他們有一支糟糕透頂的40人的管弦樂隊，演奏總是跑調。在這裡我就像囚徒般閑坐著，連要一輛出租汽車的錢都沒有！

　　我已瀕於自殺的邊緣。伊麗莎白很忙，又沒有錢，所以無法幫助我。……這裡的報紙將我視作受雇前來進行布爾什維克宣傳的人，對我充滿了敵意。實際上，這種誤解多麼可笑！

　　「『0月初：』」

　　1924年我大概命中註定要陷入悲慘的處境，我仍在這裡等待，天知道等待什麼。柏林簡直可怕。在莫斯科街上賣火柴都比呆在這裡要好。……

　　伊麗莎白十分溫柔，但卻沒有一分錢！我接到了你的電報，並打電報詢問馬霍爾姆能否為我在維也納簽訂一項合同。

　　我花費不少時間琢磨哪種毒藥能夠使人比較平靜地死去，我不願選擇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死法。

　　「『11月底：』」

　　我已經四個星期沒有得到你的消息了。我正困在這個可怕的城市裡。我簽了三項合同，也被欺騙了三次。最後一項合同約定去漢諾威演出。屆時，經紀人竟支付不出旅費。他們全是一夥騙子。

　　我無法離開此處！旅館已四個星期沒有供給我們飲食了。一位美國朋友每天給我送來一塊烤牛排，但他也沒有錢。我給戈爾季耶夫打了電報，卻沒有得到任何回音。伊麗莎白拋棄了我，到維也納拜訪一位富裕的朋友去了。她那所設在波茨坦的學校居然將我拒之門外。我因支氣管炎病倒了兩周，現在又飽受著牙痛的折磨。

　　我已給雷蒙德打過電報，但他遠在尼斯，顯然無法、也不可能為我提供任何幫助。德國今人無法忍受，簡直地獄般可怕。我無法預料今後還會遇到什麼。

　　「『12月中旬：』」

　　你為什麼不答覆我的電報和信件？儘管我不斷地給你發航空信和電報，六周來卻從未見過你的片言隻字。我焦急萬分。你總沒有病倒吧？學校還存在嗎？在這裡我無法從俄國大使館領到護照，請想方設法為我搞到護照以及同謝爾蓋·亞曆山德羅維奇的離婚證書。願上帝保佑他，但他不是個好丈夫。

　　一周內我在這裡的居留期限就要到了，因此我可能只好回莫斯科。各國都以我的「政治關係」為藉口拒絕給我簽證。我有什麼政治關係？我的政治關係在哪裡？連我本人對此也一無所知。

　　在這個極不友好的城市裡，我進退維谷，茫然若失。我連一個朋友也沒有。如果我回俄國的話，你能為我聯繫一個赴西伯利亞演出的合同嗎？

　　他們甚至不發給我赴維也納履行合同的簽證。……你們很快就要為我的葬禮送花圈了。你為什麼六個星期不給我發一封信或電報？

　　當不幸的舞蹈家在柏林陷入困境時，也有為數不多朋友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包括兩位學音樂的美國學生：年輕的歌手馬丁和鋼琴師阿倫·科。他們僅靠有限的津貼維持生活，但他們為伊莎多拉獻出了最後一分錢。他們陪伴著她，努力讓她心情愉快。當饑腸轆轆的舞蹈家收不到家人和密友的來信、形勢進一步惡化時，阿倫·科給巴黎的一位朋友寫了信。

　　在那張信紙的背面，胡亂塗抹著潦草的鉛筆字跡，仿佛出自一個絕望的病人之手，那是伊莎多拉的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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