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鄧肯(70)

七〇

　　突然，伊莎多拉振作起來，邀請我們到工作室走走——在這間寬敞的大廳裡，舞臺設在房間的一端，一排排軟沙發倚牆而放。在這裡，伊莎多拉懇請我朗誦剛剛完稿的《波烏加物斯切夫》這首詩。我在這首詩裡描寫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風兒，土地和樹木。我擔心自己有缺陷的發音和怯懦會破壞這個抑揚頓挫的作品的美感，但仍違心地朗誦了這首詩。我的朗誦不十分使她滿意，因為等我朗誦完畢，她立即請葉賽寧用俄文朗誦一首。此時此刻，讓人感到多麼羞愧！我的拙作怎能和葉賽寧相提並論？葉賽甯倏地詩情勃發，低吟慢詠了起來。它像是晨風吹過嫩綠的葉叢沙沙作響，是一種發乎天性的詩人氣質的曲折變化的表現，我從未見到過詩歌能被這位詩人提到這樣的高度。朗誦詩歌是他對自己感受的出色的總結。他歌唱它們、讚揚它們，他使它們像雨點般落下，他尖聲抒發它們，他以動物般的溫順和力量表示這些感受，使聽眾和他同樣感受，同樣如醉似狂。

　　我在那天晚上感悟到，這兩個存在物，儘管各不相同，不可能不帶悲劇性地分離……

　　日子就這樣在朗讀詩歌、排練節目和社交應酬中一天夭地過去。

　　9月底，伊莎多拉通過她的老朋友、法蘭西喜劇院的塞西爾·索雷爾的強有力的社會影響，獲得一個法文證件。帶著這個證件以及必要的由領事館簽發的護照，她和她的丈夫放心大膽地登上了「巴黎號」航輪，駛往紐約。

　　1922年10月1日，當「巴黎號」航輪駛過自由女神銅像，緩慢地向紐約灣行進的時候，伊莎多拉·鄧肯接到移民局一位官員的通知，說她沒有獲准登陸。她的丈夫葉賽甯和秘書弗拉基米爾·韋特盧金也同樣未得到准許踏上伊莎多拉曾向他們詳細介紹過的國土。那位官員講話十分客氣，但無實質內容。

　　船停靠在碼頭，伊莎多拉可以會見她的親屬和經紀人，並向他們訴說了自己的困難處境。「巴黎號」的莫拉斯船長向移民局官員為他們做了擔保，並邀請他們做為他的貴賓留在船上，這樣才使他們免於蒙受在埃利斯島移民區過夜的羞辱。

　　在來訪者離船之後，在碼頭的大門口迎接他們的是一個身材魁梧的偵探。他輕輕拍了一下經紀人的肩膀說道：「嗨，你得跟我走一趟。如果你不老實跟我走，可別怪我們不客氣！」

　　在附近的一間辦公室裡，這位不服氣的經紀人的衣服全被剝光。他們將他衣服上所有的口袋和縫合處徹底檢查了一遍。

　　對於伊莎多拉，當時沒有任何扣留她的理由。前來採訪她的一大群記者中，有一位暗示說，當局認為伊莎多拉和她的丈夫是專門到美國宣傳可怕的「赤色」瘟疫的。

　　伊莎多拉駁斥道：

　　「荒唐透頂！我們是想告訴美國人民，可憐的俄國兒童正在挨餓，決不是來宣傳俄國的政治。謝爾蓋不是政治家，他是位天才，一位偉大的詩人。我們來到美國的唯一願望，就是告訴人們俄國人的誠意，並為恢復兩個偉大國家的友好關係而工作。既非政治，亦非宣傳，我們僅僅是為藝術界工作的。我們相信，俄國和美國的首腦正準備相互理解。」

　　然後，她面帶甜蜜的微笑對記者們說：「有一件事實在使我吃驚，那就是聽說美國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經常受到這樣的教育：我們偉大的祖國是經過一場革命才建立起來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鄧肯上將在那次革命中曾盡了他崇高的職責。」

　　美國所有的報刊都報道了這位舞蹈家與其新婚的詩人丈夫到達美國並被移民局扣留的消息。一些新聞記者甚至指責伊莎多拉挑起此事以使她的美國之行起到廣泛宣傳的效果。然而伊莎多拉並不缺少辯護者。這座大都市的報刊上多次發表抗議社論，並在專欄上刊登了許多來信。

　　10月2日早晨，被扣留在「巴黎號」上的伊莎多拉一行，由兩名衛兵押送，來到海關辦公室。

　　那裡的主要負責人將他們的行李全部打開進行徹底檢查。所有穿戴的服飾都被翻過來檢查，所有的衣兜都摸過一遍，就連用髒的亞麻布製品也未能倖免；全部書寫材料都用顯微鏡仔細看過，所有只要看來是俄文的印刷品全部沒收，以做進一步的詳細檢查；所有的交響曲與鋼琴樂譜逐頁翻看，伊莎多拉還得不時地做些解釋，諸如她寫在音譜上的旁注是什麼意思等。

　　這種不慌不忙的。沒有找出任何罪證的檢查結果是，當事人依然由衛兵押送，重返法航碼頭。

　　秘書在那裡迎候他們。然後，一輛出租汽車將他們帶到駁船辦公室，又從那兒赴埃利斯島。等了一會兒之後，他們終於被帶到審查局門前。在問訊室裡，由移民局長和助手出面與他們進行了談話之後，伊莎多拉和她的同伴們面帶微笑，走出審查局。

　　伊莎多拉沖著在外面等候的經紀人和律師大聲喊道：「宣佈無罪！我們是無辜的！」

　　坐在返回紐約的小汽艇上，伊莎多拉對隨同她前往的記者們說：

　　我有仿佛被宣告未犯殺人罪一樣的感覺。他們似乎認為，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足以使我變成動不動就準備扔炸彈的兇惡的罪犯。然後他們向我提出一些無聊的問題，例如，「你是古典舞蹈家嗎？」我回答說我不知道，因為我的舞蹈具有自己的特點。他們還想知道我跳舞時的形象如何！我怎麼知道？我從不看自己跳舞。

　　審查局還問我，當我從俄國飛抵柏林時，是否與在那裡的奧地利官員談過話。我不得不講出令他們失望的真話。我在離開俄國歸來的途中，無論是在柏林，還是在別的什麼地方，從未與任何一位奧地利官員交談過。其他的問題更是荒唐可笑。如，他們竟然想瞭解我和謝爾蓋是如何看待法國革命的！

　　在我踏上埃利斯島之前，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人的大腦怎麼會挖空心思想出如此之多的、向我快速襲來的問題。我從不關心政治。在俄國居住的那段時間，我全都用來照顧年幼的孤兒，並將我的藝術傳授給他們。說我是，甚至暗示我是布爾什維克，純粹是胡說八道！廢話！蠢話！

　　船在巴特裡靠岸時，許多朋友來迎接他們，並陪同他們前往下榻的旅館。伊莎多拉離別近五年後在美國公眾中初次露面前，雖然在那種令人厭煩的氣氛中僅生活了四天，但她早就需要這家著名的旅館所能給予她的照顧以及安靜、舒適的環境了。

　　10月7日，星期六，伊莎多拉·鄧肯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行了首場演出。3000名慕名而來的崇拜者不時地報以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外面還站著數百名觀眾，他們企盼著能等到哪怕是一張站席票。

學達書庫(xuoda.com)